见到安顿的时候，在嘉里中心人来人住的门口一眼认出了她，说不清是为什么。安顿那天上午有时间接受采访是因为，一个声称要自杀的读者通知她暂时先不自杀了，所以安顿不用一大早坐飞机赶去大连了。

　　从写这本书，我特别想当“卫道士”

　　记：最近有关您的报道很热闹，“当代女孩隐私吓坏《绝对隐私》作家 ”，你曾被喻为“反叛传统和禁忌的吹鼓手”，为什么写到你的第九本书《绝无禁忌》，会出现这种情况？

　　安顿：《绝无禁忌》出来后，我都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历害。现在“禁忌”成了一个概念，就像当年的“隐私”一样。我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特别老土的人，有时候我也会鼓励一定程度的前卫，也能够理解很多跟所谓传统过不去的行为，但我发现这些孩子在离经叛道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

　　记：这些孩子大概多大？

　　安顿：25岁以下。这个人群是指在七十年代后出生的，我采访的最大的女孩才24岁，他们平均要小我将近十岁。在采访中我才发现，我采访的这些孩子在观念上跟我的差异太大了，他们做的有些事情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记：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离经叛道。

　　安顿：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责任，他们没有畏惧，也不敬天地鬼神，对所有的约束有本能的反抗。他们觉得自己要是守规矩的话就落了俗套了。

　　记：写这本书采访了多少人？

　　安顿：采访了1000多个人，挑出来9个人。有些太极端的不能写，有的是题材违禁不能写，有的舍不得写。

　　记：为什么想到要做新新人类这群人？

　　安顿：我觉得他们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但这革命会带来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一种是在我们的文明中添加更多的龌龊。

　　其实我在写《绝对隐私》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绝对隐私》里的人会有好多来自内心的约束，他们心里会有很多原则和不可触碰的东西。但同时我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禁忌是不能打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这群新新人类。

　　记；新新人类跟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安顿：我觉得是因为资讯的爆炸和社会自由度的增加。比如，过去我们没有互联网，对孩子可以实现一种禁忌的封锁。过去我们的孩子会把安全套当做气球来吹，但现在的中学生就会手拉手去买，我在成人商店见到过。我问他们，你多大了。他们没有表情地说，你管得着吗，你多大了？我说我26。他们说，我比你小十岁还多呢。女孩子掏钱出来买，男孩子在后面搂着她的腰。我当时想，将来要是我女儿这样，我打断她的腿。

　　我从来不是“卫道士”，从写这本书开始，我特别想当“卫道士”。

　　我有一个念头，实在不敢要孩子

　　记；但这些新新人类是不是比以前的孩子更坚强些？

　　安顿：他们其实并不坚强，我能感觉到。比如我书里写的一个女孩，先是爱上一个贼，后来是一个杀人犯，人间的这点巧合都集中在她的这几年，要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想自己怎么命这么苦，可她好像特轻松，她说我不觉得呀，我觉得没关系呀，他们对我还是好的。但我记得我去她家，走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安顿，我想抱抱你。我有点害怕，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趴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抱着她，感觉她特别软。在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自己是很难过，也很后悔的。

　　但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要面子，不希望我同情他。所以他们跟我在一起，就表现得很特别，比如很任性地说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你怎么这么土。他们想通过这些方式来告诉我，他们不后悔。

　　但是当一个人在说“不”的时候，他的口型刚好是“是”。

　　我觉得我工作的这四年是特别受刺激的，因为这四年是我要过三十岁这个坎儿的时候，刚好跟这些人在一起。

　　记：他们不害怕受到伤害吗？

　　安顿：他们觉得这个伤害很快会过去的，会很容易痊愈。有时候他们摸着我们手说，安顿你知道吗，人活着总是要受到伤害的，你要自己治疗你自己。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我不敢生孩子，我绝不能生孩子，我坚决不要孩子了，因为我担心我不能教育他。

　　记：是觉得现在的新新人类太可怕了？

　　安顿：是很多观念太可怕了。我接触的这些新新人类不懂得恐惧，不懂得敬畏，不懂得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女孩子在做人工流产的时候完全没有恐惧，她们不觉得这是一个生命，觉得这只是一个垃圾。我采访的一个女孩，在一年当中做了五次人工流产，我见到她的时候21岁，等22岁我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看上去比我都要老很多。我问她知不知道这种事对自己身心的伤害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她说她不觉得。我问，要是有一天你想要孩子了怎么办。她说怎么会呢，女人不是一直可以生孩子吗。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孩子哪来这么多歪理，我跟他们着急，他们还觉得我特可笑。

　　我发觉跟他们在一起，我对社会这种无边界的开放有了好多恐惧。

　　年轻人的利已主义会感染成年人

　　记：接触了这么多人，你觉得年纪大一些的成年人和新新人类有本质的区别吗？

　　安顿：我觉得成年人在被年轻人影响，因为年轻人活的方法更利已，所有人都更容易被特别利已的方式感染。年轻人看上去单纯可爱、无遮无拦的自私也会影响成年人，年轻人左右着时尚，年纪大的人生怕自己落伍。

　　记：很多社会都是这样吧，这是一个推祟年轻的时代。

　　安顿：我知道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像法国的年轻人推祟什么，年纪大的人就会去学习。有小孩问我，你有没有一夜情，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我发誓说我没有，结果他们摸了摸我的头，说，你真可怜。

　　他们说你没有在婚姻之外遇到过令你心动的人吗，我说我遇到过，但我没有把他跟我的爱人比较。我知道自己只能从一堆好人中挑出来一个好人，不可能把所有好人都占尽。结果这些孩子说，你不能占尽他们一生，但你可以占据他们一会儿呀。我说不行，如果我遇到一个最好的人，我就会觉得自己很脏。他们很困惑，说你应该觉得自己很丰富，怎么会觉得自己脏？我说如果我不能把一个内心纯洁的我献给我最爱的人，我会觉得很痛苦。他们说，那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记：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必须要经过这么一段？

　　安顿：我觉得如果社会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让个人在其中付出得越少越好。我们有过文革的教训，就不会再让它重演，但为什么我们这么放任我们的孩子？难道我们可以买一个大橡皮擦，把他们的过去都擦掉吗？像那个一年打掉五个孩子的女孩？

　　我在天津采访了一个爱滋病的女孩，她从十五岁妈妈跟人走了开始跟不同的男人，直到十九岁得病。当时我们在一个咖啡馆，我问她要喝什么，她拿出一个保温杯，说自己有杯子。我说爱滋病不会这样传染。她说，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学会了一条，就是自律。这个女孩长得太好看了，从天津采访她回来，我觉得自己开车已经开不回来了。（说到这个女孩，安顿哽咽了）

　　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我专门研究过美国和欧洲的六十年代那些人，我去过那些地方，觉得他们留下的大多是教训。爱滋病、性乱、大量的私生子、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孩子，我采访的这种案例太多了。我就觉得，西方人用血和生命总结出的这种非常惨烈的教训，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重蹈覆辙？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

　　记：听了这么多故事，会对你的心情有影响吗？

　　安顿：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研究，我把工作和生活区别得比较开。采访的时候我会跟他们有很多共鸣，我会哭，大多数的时候我会比较理性。

　　记：你现在除了写专栏、写小说，还在拍纪录片？纪录片是什么内容呢？

　　安顿：纪录片还是纪录人的生活，没想过要做什么，太贵了。写小说对我是一种放松，因为采访的题材有些是违禁的，但小说可以完全表现出来，而且可以把成千个故事整合起来。这个过程是很刺激的，它也是我排解的一个过程。但我所有的小说都能找到一个一个的原型。

　　记；现在还有很多人找你谈吗？

　　安顿：太多了，我都忙不过来。

　　记：通常女性找你的比较多吧？

　　安顿：不不不，特别多男的。我觉得现代人特别苦闷，心理很荒芜，可以相信的少，愿意相信的就更少了。

　　记；你从来不在你的书里对主人公做一个判断，你只是讲述故事，采访的时候你也这么平静吗？

　　安顿：采访的时候我说话特直接，一个根本的原则是，我可以不写，但你不能不让我说话。

　　我会说很多建议，会批判、会跟他们争吵、会“出坏主意”。我干过的事太多了，帮人找律师、帮人介绍对象、带人去法院、领人去妇联，总之他们生活中的问题我能帮忙的我都会去帮忙。我想骂的时候拍桌子就骂，像《绝无禁忌》里写的最后一个女孩，我拍着桌子骂她，说跟着她这种人在一起太丢人。

　　但写文章不一样，写文章不能有判断，这个时代是谁也不买谁的帐的时代，你凭什么让读者去接受你的判断，你以为你是谁？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把判断留给我的读者。

　　也许十年以后，我的样本量到了一定程度，我可能会写另一本书，就是“隐私背后的隐私”，这个“隐私”就是我采访背后的传奇。

　　我有时候想，要是有一天我意外死了，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我没有机会去扮演生活中的很多角色，但这些接受采访的人让我每天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每天给我一个时间，让我进入他们的时空，体验他们的生活，多好。我写不写书有什么重要？我随时可以不写，但我不能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