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时尚圈视为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们就是令这个世界诞生的原动力;
那些盘旋在他们脑海中的创意,决定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将拥有平淡抑或惊艳;
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总是衣着笔挺,在超模和明星的左拥右抱下走上舞台,
接受台下热烈的掌声、灿烂的鲜花、崇高的敬意甚至激动的热泪,
却很少有人知道,能够在设计师工作室里待过3个月的人,
不但都有一副好头脑,也一定有一个好身体,
因为你必须能够忍受3天3夜不眠不休、一个细节重复修改几十次的工作强度;
他们说自己,是在重压下优雅前行的人;
我们说,他们把重压留给自己,是为了让我们行走得更加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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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从左至右:张继成、祁刚、马艳丽、房莹、计文波、梁子、吴海燕、武学伟、刘洋、张肇达、罗峥、郭培、谢峰、武学凯
先有市场 还是先有设计师
设计师和消费者,谁对谁的影响更大?对于每一季都能收到长达数米的等候名单的Karl Lagerfeld和Marc Jacobs来说,这个问题当然不难回答,但对于需要面对13亿人口庞大市场的中国设计师来说,这却是一个他从创业第一天起就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1994年,张肇达与朋友合资2000万元,在中国创办了“浪度”休闲品牌。他踌躇满志,要将在国外时装企业工作多年所积累下的时装理念都灌注在这个品牌中,为中国人带来与国际水准接轨的生活方式,就像几十年前的Ralph Lauren,他希望这个品牌能够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时装符号。然而,张肇达失败了,2000万投资血本无归。为了寻找失败的理由,他花了3年时间,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考察了200多间商场,终于悟出,每个市场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和消费习惯,美国精英的生活方式无法直接拷贝,Ralph Lauren在70年代的成功,也无法复制在90年代的中国。
90年代的中国时装市场,到底需要什么?“吉芬”创办人、第一位在巴黎时装周上做开场秀的设计师谢峰在他的《时尚之旅》一书中写道:“时装业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然品牌时代、设计品牌时代和品牌多元化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品牌靠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与销售自然而然地确立;第二个时代则是服装公司通过聘请优秀设计师和建立自己的产品风格来有意识地形成;而到了第三个时代,前两种类型的品牌并存发展,大大小小的各种品牌合理竞争,再也没有一两个大品牌主导潮流和消费的现象了。”1996年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时装市场向设计品牌时代的逐步转型,在此之前,则是自然品牌的天下。
自然品牌时代,讲究低成本、快生产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没有人在乎花样上的翻新,往往一个款式就代表了一整个类型的服装。如果一件带帽子的运动上衣受欢迎,你会发现,几天之后,所有的商场和柜台都在出售相同的上衣。那是一个不怕撞衫的时代,人们怕的是,别人都有我没有。“玫瑰坊”创办人、从事高级订制时装的郭培至今还记得,90年代初,她发现了一种类似于床单布的格子面料,便半开玩笑半试验地制作了一批短裙裤投放到市场上销售,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半个中国的女性都穿上了这种吊在脚踝上面的裙裤。
设计师不能做梦想的独行侠,一件雕塑或者一幅油画或许可以留待百年、千年之后传世,但一件时装却必须由相应时代的人来演绎。在设计师的梦想里,可以缺乏资金、缺乏资源,但惟独不能缺乏品味相投、惺惺相惜的顾客。如果Givenchy失去了奥黛丽赫本的演绎、如果Dior没有了战后第一批职业女性的拥戴,我们很有可能无法在今日的时装舞台上见到这两位大师的名字。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渴望在90年代初的中国寻找欧美富豪生活方式响应者的张肇达,他的道路有多么地艰难和孤独,他失败了,但我们却应该送上敬意,或许正是由于那2000万的一记重击,将封闭着中国时装梦想的外壳砸出了第一条裂痕,而当年徘徊在“浪度”柜台外的人们,或许正是今日中国时装设计师们最珍惜的知心人。
如今,张肇达已经是拥有多个时装品牌的设计师,他的品牌遍布全国,许多人慕名远道而来,请他为自己订制时装。但张肇达仍然记得1994年的经验和教训,旗下品牌每次在向市场推出新品之前,他都会首先让自己的VIP客户试穿,并根据她们的意见反复修改。他的名言是:“别急着去改变市场,先看看你能否满足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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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设计师 先做企业家
如果设计师也有偶像情结,那么Giorgio Armani、Yves Saint Laurent和Valentino一定是中国设计师们最崇拜的偶像:他们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不靠家庭的庇护或者祖传的财富,白手起家,从设计一个橱窗、一条裙子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时装王国。对于大多数从零开始的中国设计师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励志故事了。祁刚就毫不讳言,自己想成为像Armani那样的大师:“从设计到品牌到集团,几乎所有成功的设计师都是走这条路。当然,要走到最后一步,你必须在时装行业里待得足够长。”
而学习国际贸易出身的金顶奖设计师罗峥也认为,当代的中国,机会和环境都正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那是一个品牌与设计师崛起的时代。所不同的是,70年代的意大利时装界,有来自于雄厚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注重创意的设计师与注重市场运营的企业家结合成完美的搭档,就像Giorgio Armani与Sergio Galeotti、Valentino与Giancarlo Giammetti,而在中国,更多的设计师却必须先学会做企业家。“在中国,资本市场看重的是房地产,因为利润高。所以,设计师必须学会自己赚钱。赚钱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帮助你实现设计梦想的过程,但不能实现这个过程,你也就无法实现梦想。”
郭培告诉我,创办“玫瑰坊”后的第三年,是她最艰难的时候:“公司还没有满意的收入,但支出在增长,最初的投资已经消耗殆尽,问题压力接踵而至。公司刚成立时才有10多人,那时我是以情感管理公司,到后来人员不断增加,这种管理方式就不行了。还有来自业务上的压力:从做设计师转变到经营公司,我们也会受骗,甚至打官司。记得我怀孕9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为其他公司拖欠我们几十万元设计费上法庭。”
有些设计师则在家人中寻求帮助。比如“天意”品牌的创始人梁子:“我就埋头于设计,我们公司的大事小事都由我先生来负责。”罗峥的公司创立10年来,都是由她的父亲帮忙打理商业上的方方面面,一年前,父亲去世了,罗峥怎么都难以摆脱心中的内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公司,让他操劳过度而去世的。”
“像我这样走过来的设计师,都必须有特别强烈的理想才能支撑到今天。”罗峥说, “设计师所专注的是创造梦想,在管理或者与人平衡、与社会平衡方面,我们并不擅长。当我们在现实的碾压中谋求生路时,心中的火苗很可能正在逐渐熄灭。”
“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梦想,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梦想转化为受人欢迎的商品。”身兼企业家和设计总监二者于一身的成功者、“东北虎”创始人张志峰这样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能力,应该受到整个民族的珍视与保护。一个优秀的时装行业,不能只依靠优秀的设计师,它还应该有目光长远的资本市场和专业高效的管理团队,他们将把设计师从财务报表和人事管理上解脱出来,让设计师在智慧与创意的领域内与国际水平的大师对话、碰撞,而不是在现实的夹缝中让才华过度消磨。”
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时装业的迅猛发展,与大型时装集团的崛起密不可分,John Galliano的背后有LVMH的鼎力支持,Alexander McQueen的背后有PPR集团的慧眼赏识,我们都相信,中国设计师里也有像Galliano或McQueed这样的天才,可是,能够支持他们毫无窒碍挥洒天分的伯乐,又在哪里呢?
中国的,还是世界的?
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是每一个中国设计师发自心底的呼声。他们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欧美时装市场上令人垂涎的份额,而是为了填补一项长久以来令中国设计师无法安坐的空白:当日本和韩国的设计师开始在国际时装界占有一席之地时,每年为世界时装市场提供大量成衣的中国又怎能还停留于“中国制造”的领域?
10年来,不断有中国设计师走出去,最初,他们只身远赴海外,在国际公司里学习先进的时装理念和运作经验;后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模特和自己的整个工作团队,到巴黎、米兰、纽约和东京,与国际一流的大师同台演出。谢锋说:“从自然品牌到设计品牌,欧洲用了40年,日本用了30年,而中国,也许只要十多年就可以走完。”
谢锋刚刚在巴黎时装周上作了开场秀,郭培又被邀请到米兰参加高级时装周,计文波是第一个在米兰男装周上作秀的中国设计师,罗峥、房莹、吴海燕都曾在卢浮宫内举办自己的专场时装秀,张肇达、武学伟、武学凯、刘洋、梁子、张继成设计的时装也都远销海外。中国时装已经走出了国门,然而,中国设计又是否能在国际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商标”呢?
房莹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参加巴黎高级成衣展时,特意做了一块大大的标识,写着“我来自中国,我来自上海”。许多人都惊异地指着牌子说:“哦,中国的,中国的!”但也有许多人,流露出了对中国品牌的担心,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制造是平价和快速消费品的代称,在高级成衣领域里,中国人行吗?“有一个意大利的服装商,要求定制我的服装,但是说明只能用他们意大利的牌子,我没有同意,后来又说用他们的牌子,然后打上设计师是我的名字,我仍然没有同意。如果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我可以这么做,因为那是一个意大利的名牌,如果用他们的牌子会很好销售。但是对于品牌和设计师的成长,这么做是无益的。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擦去。”至今为止,房莹的时装品牌已经在欧洲做了三年,她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中国品牌的时装也可以和欧洲的设计师品牌一样好、一样贵、一样受欢迎。
在《时尚芭莎》21周年之际,我们向大家大声呼吁,去穿一件中国设计师品牌的时装吧,这里不止有美丽和时尚,还有很多很多设计师的追求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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