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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有没有“势力”？如果有，那么女人的“势力”是否如人所说能顶半边天？女人的势力和地位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势力左右地位，还是地位左右势力？女人势力归根结底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女人势力要改变的，是什么？
女人势力的破坏性在于：
——打破仰人鼻息、依附于人的生存状态；
——打破从一而终、相夫教子的传统教条；
——打破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游戏规则。
女人势力的建设性在于：
——追求自由独立、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
——追求个性发展、回报社会的人生价值；
——追求一视同仁、男女平等的社会范本。
所以说，女人的势力通常表现为一种姿态，它所传达的是：这是我的权利！女人明白完全按照社会集体的教条陈规约束甚至塑造自己，只会使自己的生命枯萎。但同时女人也明白，人不能脱离社会群体为所欲为，毕竟女人是这个世界阴阳两极中的一极。套用那句老话就是：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她们在路上
平凡的人很多，平凡的女人也很多。作为女人势力的一种，平凡的大多数构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力量。她们和她们的生活每天都一同前进在路上，向着平凡的目标……
虫虫 27岁 报社编辑 重庆
在我刚到这家报社工作的整整一年时间里，编辑部只有我一个女性。因此同事们自嘲是“和尚单位”。曾有同事失望地问领导：为什么不多招几个女同事？领导答：因为大多数女孩承受不了这里的工作压力。当时大家一笑而过，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压力……
作为一个周报编辑，我的日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周”而复始。工作的循环以周为单位，却并非重复，因为随时需要创意和新鲜想法，保持报纸的年轻与活力。这份工作处于信息时代前沿，我总是处于忙碌状态——马不停蹄地寻找新东西，了解不同的人，策划大大小小的选题……常常会感觉自己在浪尖上，一直向前走向前走，永远也停不下来。停下来就害怕自己没了激情和创意，后面的浪花很快将自己淹没掉。
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在工作上得到优待。工作的压力可以倾诉，可以得到安慰，但却无人能够分担，最后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每一个细节。有时我和男同事一样，从早上八点半一直精神高度紧张地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当完成最后一点工作时，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大脑处于停滞状态，已想不起这漫长的一天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单位离家很远，有一首歌叫《欲望号街车》——“没有车会在零点一刻带你离开，只有风在诉说……”听着就感受到夜晚孤身等车的凄凉。我却常常在天黑尽了，但还看不见星星的时候坐在公车里，听车窗咣当咣当穿过隧道。消磨时间的方法是幻想——或许自己正在火车里，要去不知名的新鲜地方，那里将有奇异的风光……只是很快就会到站，转车，再到站，打破一次次的冥想。
第二天薄雾笼罩的清晨，我又沿着昨晚的路，重新回到办公楼，日复一日，仿佛这轮回就是生活的全部。
还好毕竟不是全部。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如果不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将会无以为继。所以我一直保留业余爱好——每个假期都旅游或远足，出去摄影或者只是随便走走，大自然会让人身心放松。这样我将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新一周的开始。
我不知道如何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白领生活，一定要对自己的状态作个总结，我想应该是齐秦歌里唱的那句：痛并快乐着。
伊雅 X岁 某时装品牌设计总监 北京
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只是在我看来，这座桥梁有一种理想的看似飘渺的成分在里面。我不知道其它女人是不是这样，这种对生活的感受使生活本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我一直尝试着寻找答案，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就如同我的职业——时装设计师，当我面对一块生活的布料时，我手拿剪刀，却不知道“表达”和“表达了什么”哪个更重要些。
生活需要表达，尤其是女人的生活在表达上更要拒绝任何矫饰。因为在我们头上有着太多太多本不该由我们承受的传统负累，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深信这一点。
我之所以选择“时装设计”这个行当，一是因为我有表达的欲望；二是我还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在画家和设计师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在我眼里，生活是鲜活的，我只是用我的手将这种“鲜活”转化为一个个实体。我想说，我很满足，
但是，或许哪一行做久了，都会萌生“逃跑”的念头。有时我会质疑这一如针头碎布繁琐的生活——从天马行空的肆意想象到严谨到分秒的工作流程；每天埋在大量的书籍、草稿、布料中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几年下来，宽敞的工作间早已无处插足、狼狈不堪了。我抱怨过，甚至开过小差（做了一段时尚记者，最终回归正途），但除了设计，还有什么能让我感觉得到那份海阔天空的酣畅呢？
有一次我在和一个好友聊天时向她感慨道：其实谁娶了我，都是件挺倒霉的事儿。本以为她会瞪大双眼一脸迷惑地瞅着我，但她只是淡淡地向我抛出一句：Me too。那一刻我明白，其实如今女人早已不是“被动”的代名词，更不是从亚当的肋骨上抽下的一根肋条，我们没有把年龄当成无法挥去的情结；没有结婚生子约定俗成的概念；没有相夫教子的传统意识，更不相信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安排……
所以说，生活和服装都有一个相同的道理，那就是要敢于show出自己的个性，其它的都不重要。
烧着了 26岁 自由撰稿人 南京
楼上或者楼下传来人的咳嗽声，我看了一眼电脑上显示的时间：0：01，这家伙的咳嗽永远这么准，就好像一个走时异常准确的闹表，到时间就开始报告时间。
我的电脑由于总是运转时间过长，主机的声音开始变得大了。
MSN上还有一队朋友在相互鼓励，他们和我一样，有一个听上去很时髦的名字叫自由撰稿人。他们对我说出名简单，太简单，你可以用下半身写作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出卖你的隐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找个有钱老头让他炒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女人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将他们都骂得没有葬身之地，但我只是点了一棵烟，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男人有这些想法是因为你们都有病，我对他们说我从来不和病人说话，就退出了MSN。
我在电脑前坐了一会儿，大脑有片刻的休克。
我忽然想用一个破折号来形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想。我肩膀有些酸疼，那是因为总这么坐着落下的肩周炎。
起来，给自己热点牛奶吧。起来，让自己做个伸展运动吧。杂志上都说应该这样呵护自己，我就照着做了。
电话惊天动地地响了，我按了接听键片刻后对着这个小机器说：好的好的，没问题，明天一准将稿子给你E过去。放心好了放心好了。
再点一棵烟，为了稿费，我写我写；
再点一棵烟，为了名声，我写我写；
再点一棵烟，为了前程，我写我写；
再点一棵烟……我写我写，我写我写……
“当一夜春风来了又走了”——这行字让我的大脑再次休克了，我知道我再一次用这种被要求的文字禁锢了自己的思维。我忽然开始恐慌，在我还没有写想写的东西之前，这种被禁锢的感觉就像乌鸦一样黑压压一片在眼前飞过，并且每一只乌鸦都面带诡异微笑。
深呼吸。
我知道这种感觉很快会过去，我知道我只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者，我知道我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作者而努力，我知道我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就会快乐、就会不哭泣。……我写我写，我写我写……
我已经不用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小刀子 28岁 记者 北京
喜欢刘若英的那首《到处乱走》，记得她在她的“单身日记”个人演唱会上，穿着白色迷你裙，戴着齐耳假发，真的就全场“到处乱走”了。真是欣赏她那种知性的放肆。
大学毕业时，为了当时还被看重的“铁饭碗”，我去了一家江南的地方党报。班上的同学都为我惋惜，可我总以为自己随处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一年半之后，扔下一张“请假条”，我离开了死活不批准我辞职的单位。25岁起，我开始了江湖的逍遥游。
第一站是中国最年轻也最大的直辖市——山城重庆，除了成长为一个熟练“编辑工”之外，我最大的收获有二：上坡下坎让我身材苗条，不再像刚去时，看见满街妖娆时那样自卑和着急；而同时又能过足四川火锅瘾，口腹之欲，谁能抗拒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总会在一秒钟之内就决定是否扯帆启程。去年“非典”刚冒苗头时，我竟整理行囊，匆匆上路，沿长江而下，漂到了据说是中国最纸醉金迷的城市上海。
很快，每天早上，我混在上班的庞大人群中，涌进地铁，像沙丁鱼一样被挤贴在正好能关闭的车门上，留给上海的早晨一张变形的脸。“上海的人真TMD多呀！”我无可奈何地挪了挪脖子。走出地铁，我还是一白领，这真让我庆幸。
去年的上海出奇地闷热，中暑成为每日必修。令我佩服的是，上海人民仍然保持着他们一贯的彬彬风采。街照逛，舞照跳，生活照小资，家常照样唠。
在上海干记者这个职业的人，特别喜欢寻找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你才能找到话语权。在一次茂名南路一家酒吧里的记者聚会上，我发现许多像我一样从外地来工作的同行，只不过他们几乎都是男的。碰到过去相识的朋友或同学，彼此都有恍若隔世之感。
那时的北京，却是天高气爽，后海的桨声灯影，令我开始重新寻觅生活。
“我要去北京了。”我跟一个在上海工作的老朋友说，她比我大两岁，硕士。
“啊，又要走了呀？别走……”在电话这端，我听到她抽鼻子的声音。
“天涯若比邻嘛，哈哈……”我想我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她很羡慕我，也觉得我的想法她不可想象。
“那你来北京觉得习惯么？”过了半年，也就是现在，一位北京的朋友这样问我。
“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看，我走过了中国三个直辖市，东南西北四地，对城市本身我已无可挑剔，这个问题早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外了。”
她不点头，也不摇头，似乎若有所思。
明天是2004情人节，北京地铁口已经有人捧着鲜红玫瑰兜售了。
“小姐，买朵玫瑰花儿吧！明天就涨价了。”那男人上前来冲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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