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走近几位普通女护士

　　写在前面：又是一年护士节到来。假如没有 SARS突然于2003年在中国的不请自来，我大概也能猜到这个节日将会怎样象往年一样在平平淡淡之中度过。然而无形无色的SARS病毒，就如鬼魅一般正游荡在首都北京，所以有无数白衣护士，就不得不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中，与SARS病魔朝夕相伴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就在我认真准备这次特殊采访之前，编辑部主任于不经意间，向我淡淡说起他曾亲眼所见的一次新、老护士的授帽仪式：没有晚会式的大红大绿、没有标语或者横幅、没有鼓乐锣镲的齐鸣，却有女声无伴奏如唱诗般的轻轻吟唱，散着一头乌发身着一袭白衣的年轻姑娘，手上托着的红盘中央燃着一枝微光摇曳的白色蜡烛，她缓步走到一位满脸慈祥的老护士面前，和着吟唱慢慢单膝跪地，然后老护士从自己斑白的鬓发上，郑重地取下那燕翅形的洁白护帽，轻轻戴在年轻护士的乌黑头发之上。尽管口气平静，我却能感觉到在他的描述中，多少添加了他自己的某种内心神往。然而我却宁愿在内心牢牢记下这宁静而神圣的印象。

　　据说，这多少带有些许宗教意味的授帽仪式，就是专门为纪念那位国际医务护理学创始人、伟大的英国女性南丁格尔所专门设立的。而每年的5月12日，恰恰正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诞辰。

　　于是，就在这个特殊的护士节之前，我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一线的护士隔离宿舍，找到了几位近期正在当值SARS病区女护士，与她们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的交谈。我们的谈话从SARS开始，又远远超出了SARS本身，我认真倾听着她们各自的来历、职业、情感、个性、人生观还有理想——

五位护士在急诊隔离区前合影

李小小

　　[请您一定瞒住我的名字]

　　现在要去医院采访，多少也带有几分“冷战”意味。以往我经常路过而且永远人声熙攘的协和住院大楼之下，除了几个面色严峻手持对讲机黑衣保安之外，却空荡寂静得令人望而生畏，沿一楼急诊室洞开的大门前几十米范围，就象戒严一样拉开着隔离的黄色布带，两块孤零零的指路牌上只有四个字“发热门诊”。还没有走近那里，为我引路的护理部的张晓静就对我说：绕着点走，那边的空气不干净。走进急诊对面的北配楼9层的护士隔离宿舍，刚一出电梯，我就被指定披上了白褂并蹬上塑料鞋套。随之又被领进一间一直紧锁的办公室里。

　　我一个人多少有点忐忑地坐了一会多，隔离区护士长袁秀芳领进来一个身材顶多1米50的女孩儿，细眉细眼还戴着近视眼镜，面相秀气表情腼腆，一望而知就是一个性格不很张扬的姑娘。护士长介绍说：李小小（化名），今年才23，去年7月刚从协和医科大护理学院毕业的本科生，还没来得及分配到别的科里，又被抽调到我们这儿阻击SARS来了。

　　李小小和我有距离地对面坐下，有些羞涩地朝我笑笑，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请您一定得对外瞒住我的名字；”

　　“为什么呢？”

　　“我父母都是天津宝坻的农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情况。我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北京一开始传染非典，他们就老来电话，担心得不得了。如果真让他们知道我在护理SARS，他们心里肯定受不了。我真不敢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如果您有一个女儿现在处在我这个位置上，您肯定会特别担心，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必须得一直瞒着他们。我男朋友也特别担心我，每天都是算着卡着我下班的时间准来电话。但他不给我增加心理负担，一边担心一边还挺支持我的工作。”小小说到最后一句，笑得很甜；

　　“你最开始听说SARS是什么时候？”

　　“3月初，不过那时候还没轮到自己身边，就听说广东年前就有了。”

　　“你第一次接触SARS病人是什么时间？当时是什么情况？”

　　“4月3号，一个挺年轻的患者，发高烧躺着进来的，身体特别虚弱，其它也没什么更特别的感觉。”

　　“当这个病真的来到了你自己身边，而且你也知道它既可能很致命又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你心里害怕嘛？”

　　“我害怕。我相信每个人面对致命的事情时，心里都一样非常脆弱，所以害怕是必然的。可就是怎么害怕也得鼓起勇气上，因为不管什么病，总得有人给患者护理。我觉得一个人既然被职业选择在这儿了，就应当干好。也许我明天就可能不干了，但今天我还在这儿，我就一定要把它干好。”

　　“你和患者的接触能密切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是8天上5个大班，一个班6个小时。密切到面对面给病人进行各种操作治疗，打针、输液、抽血，因为这种病不允许家属陪床，所以包括为他们打水、打饭所有的日常照顾，都得由我们帮助。一天下来，真是很累。”

　　“这样密切的接触，你们护士又如何保持自己呢？”

　　“最开始就是防疫站那种一般的隔离服。现在一到班上，就得从里到外穿四层隔离衣，4小时一换。帽子至少要包三层，口罩是二十四层的，手套必须两层以上，刚开始脚上是套鞋套，现在已经是穿雨靴了。”

　　“就象这样太空人一样被包裹起来，是不是就能保证不被传染没有任何危险了嘛？”

　　小小的脸色稍稍有些迟疑和胆怯：“那就不好说了。”

　　“谁摊上这种要命的差事，心里都一样。现在外边没病的人，都吓得不敢轻易出门，我看你并不象一个天生胆大的女孩儿，又是如何权衡自己面对这种恐惧的呢？”

　　“可能还是得先建立一种战胜自己的信心吧？而且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接受现实的，从小到大也经历过一些困难。”

　　“比如说呢？”

　　“我是从小一层一层考进北京城里来的。小学是在高户村上的，然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尔王庄乡中学，高中是以超过分数线将近20分考进了宝坻一中，成绩一直很好。就是高考不太理想。”

　　“到北京当护士是你从小的理想嘛？”

　　小小非常否定地使劲摇头：“不是。我从小最大的理想就是能上清华大学，后来长大又很想当律师，因为我一直认为律师特别伟大。但高考成绩不好，改报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系，可仍然倒霉，当时一共取了21个人，我却刚刚在22名，又被淘汰。最后就接到了协和医大护理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特别沮丧，那是我过得最惨的一个暑假，整天整天地一个人不讲话。体重一下就掉了10斤。可没办法，既然已经考上了，就接受吧。再说学校在北京离家也挺近的。还有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农民，但他们却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们老是对我讲，人活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要去面对。包括这次被调到SARS隔离病房，虽然一直瞒着父母，可心里却一直记着他们的话。”

　　“你没想当护士，最后还是干了这行，而且还藏了这么多心事。但那些突然被抛入ＳＡＲＳ的患者，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又会怎么对待你们这些护士呢？”

　　“大多数患者还比较乐观，熬过发烧、干咳之后，身体也都在好转。可也有心事重重、偷偷抹眼泪、沉默不说话的。个别情绪不太好的，就会不停地叫护士，让你帮他干这干那。但基本上还是都挺配合的，比如你想我们穿那么多衣服、戴那么多层手套，有时扎静脉一针不准，病人就说没关系再扎第二针。那时候就感觉病人真的是很无辜。”

　　“那你感觉现在护士和SARS病人的关系比过去有什么不同嘛？”

　　“我觉得好象比原来亲了。”

　　“作为整天在病房里接触病的护士，现在社会的某些风气，想必你这么年轻也比我更清楚。谁都觉得自己的命更值钱、谁都把自己的名、利看得更重要。可据我了解，在协和这个有护理历史传统的医院当护士，不但要求比外边严格，而且并不比别的医院多挣钱。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让你们舍自己的命去护理SARS病人，如果说实话，难道不感觉有点冤嘛？”

　　“我觉得冤。但我还会很认真地做。其实赶上了这场灾难，光说怕也不完全准确，就是觉得有点亏，万一有什么，我刚大学毕业，既没孝敬父母，也没有结婚生子，世上还有好多的事都没经过。这都是我心里的实话。

　　“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其实最担心倒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我父母对我的担心，我还担心他们别沾上这个病，因为比较而言，医院里防护还是比较严密的，可外界就不一定了。我们在这儿的护士都这么想。”

　　“你们居然还在担心外边的人？”

　　“对。”

　　“整天面对这样一个被隔离的处境，你现在觉得最珍贵和最希望的是什么？”

　　“是父母还有男朋友的亲情。最希望……最希望的是能到多呼吸几口病房外边的新鲜空气。”

李丽燕

　　[命里注定我就应该干护士]

　　和李小小当初并没打算要干护士这一行不一样，李丽燕认为自己应当应份命里注定就该干护士这一行。尽管当她1994年初中刚毕业之后继续报考上学的第一志愿也不是协和护校而是一所重点高中，可阴差阳错就缺几分，所以命运让她一拐弯还是进了护校。所以李丽燕跟许多人说，干上这一行还是命运对她的专门安排。可若说这是宿命其实还因为确有前缘。就在李丽燕刚一岁多不到两岁时，她当时患了一场重病“颌下腺脓肿”住院整整一年还差点没送了小命一条。后来医生看看情况不行，就决定放弃治疗，劝她妈把她带回家准备后事吧。结果还是她妈妈不肯定放弃作为母亲的最后一线希望，可女儿太小才刚两岁，最后就连输液都扎不进血管了。再后还是一位老护士心存悲悯悉心照料，最后才把李丽燕的小命愣给捞了回来。

　　如今已经健健康康长到24岁的李丽燕，和许多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年轻姑娘一样个性，今年已经24岁的她热情爱笑而且干脆简单。从1998年她毕业于协和护校毕业而至今，她一直都是在急诊科当护士。李丽燕的父母都已经退休在家赋闲了，她在家是老小，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也许从小被捡回一条命的人，长大再走进医院的大门，看人看事可能就会比平常人多一层达观。所以她干护士这一行，也并不感觉过份苦过份委屈。 李燕丽最初知道SARS这个病时还是春节之前，当时它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就听说在广州那边闹腾得比较厉害，可当时是远火不烧近水，也就是和急诊科的护士互相叨唠几句也就过去了，万万没想到后来SARS就真的阴险兮兮地进了北京城，到这时SARS对于李燕丽才算比较具体起来。但仍然并没感觉它有那么吓人。而且口气当中多少还有点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意思。她自己真正接触到SARS病人是在三月底，当时无论病人和护士，也没有象现在这样集中隔离防护措施很严，当时大家对SARS病人，也就是抱着一种“疑似”的心态，病人一进协和急诊，护士也就是戴一般口罩披一件白大褂，就把他们当一般病人处理了。进入4月，一例跟一例的病人没间断地被送到这里，这时李燕丽多少感觉到情况有点异常，但她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心里有什么紧张，只是背后和别的护士开始议论，如果天天这么接触SARS，再回到家把家里的人给传上可怎么好。到了4月20日，社会上已经开始将SARS患者的数字完全透明公开，李燕丽也接受领导指派进入隔离宿舍。到了这时，她的心情才多少起了一点变化，本来她就比较活泼喜欢玩，可现在下班却只能憋在隔离宿舍里待着。但由于几年以来她已经在急诊室里经过了各种凶险的抢救阵仗，所以身陷“围城”之内，她反而从容而客观地好奇地研究起外边的人来了。听说社会上有的人终日惶惶还到处抢购，李丽燕有些好奇地笑着说：可能传得太多太蝎虎了吧？但我们每天都身在其中，而且现在防护措施越来越严密，所以倒没那么恐惧。对刚一出现SARS自己马上就被顶上了被隔离的病区第一线，李丽燕认为这非常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我本来就是急诊护士，想躲也躲不了呀，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护士的基本职责，即使我不干也得有别人干。就是以前没有SARS，我们协和急诊室地处北京东单最繁华热闹的银街中心，工作也从来没轻松过，医院门前的街上永远塞车，甚至白天都得专门安排一个民警疏导交通才行。所以到现在我们急诊还没一个人说我不干当逃兵的。或许是因为李燕丽的开朗和乐观，所以她每天进入隔离病房与SARS患者的关系也是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大多数患者经过一段观察治疗，身体都在渐渐康复，情绪也十分乐观，看着李丽燕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包裹得就象一个太空人或防化兵走到跟前给他们抽血挂瓶，患者还跟她开玩笑：你们为我们天天就这么捂着连活动喘气都困难，真是比我们还难受。一些恢复得更快的年轻患者，看她忙不过来，还跑来跑去主动帮她取来消毒棉签和盐水吊瓶。李丽燕特别向介绍，现在的病房里根本不象外边传说得那么阴森恐怖，一个一个病人就躺在病床上天天阴着脸不讲话，那里边并不是地狱，气氛还可以，患者之间也聊天也说笑。

　　说到现在天天不能见面的家里人，李丽燕告诉我，父母每天打电话过来，又不想给她增加更多的心理、精神压力，于是一说话就告诉她家里啥事都没有，千万不用牵着挂着的，在里边多吃多喝保养好自己，反正都是让关心她的话。可一直笑着跟我说话的李丽燕这时忍着眼泪说：我能感觉得到，我爸我妈的高兴都是装出来的，他们一直都在替我揪着心。除了家人，在李丽燕的开朗背后，也有她自己的担心和忧虑。据隔离病房的护士长袁秀芳告诉，李燕丽的男朋友也在SARS第一线，现在已经被调到了协和医院防典新增的另一个分点八大处整形医院了，而且是在与SARS病菌接触更密切的检验科。所以现在这一对小情侣互相打电话也就是互相担心各报平安。再也没有什么其它更多的话可说了。

　　了解到这些，我也不知该如何安慰李燕丽，于是就转开话题跟她共同谈起了护士的鼻祖南丁格尔，并说到了她于19世纪中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舍命救助伤员的事迹。李燕丽说：南丁格尔是是我们永远崇敬的前辈，但不是每个护士都能做到她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即使现在护理SARS，也远远没达到舍命的地步。但在毕业之前，我很幸运地参加过一次纪念南丁格尔的“授帽仪式”。我向她问起整个过程，她很动情地说起，她和许多毕业的护士坐在一个礼堂里，大家都不戴帽子，接着礼堂里的灯光一下暗下来，有一位护士老前辈站在前面，我们每人手里都举着一根蜡烛，列队走过南丁格尔的画像，一一向他注目礼……

胡英莉

　　[我吃了一顿“最后的晚外餐”]

　　我是在急诊SARS隔离宿舍为护士高健特地举办的生日PARTY上，发现胡英莉这个女活宝的。那天晚上，就属胡英莉的鬼名堂最多，嘴皮子也泼辣利落。今年刚刚26岁的她表情生动灵活，眼珠一转嘴角一翘全是顽皮与狡黠。采访之前，别的护士告诉我，胡英莉的先生也是协和的大夫，眼下正在外宾的SARS病房，等于两口子全上了前线，怪不容易的。和胡英莉这样的姑娘交谈，是一种聊天的享受。下面我们就来听胡英莉讲她自己吧——

　　“最早听说非典这个病，是我一个同事她爱人去广东出差，当时那边的人正在抢购板兰根和白醋，因为事情没轮到自己身边，听完了还乐，第一感觉就是挺夸张的，什么病啊就至于这样？可说着说着它就过咱们北京来了。我们院急诊的第一例确诊的SARS病人，是3月底，正赶上我当时值班，一个跟我同岁的男病人，谁知道五天之后，也没有其它并发症，结果他就出现了呼吸衰竭，这才感觉这病真是挺凶险的。但当时仍然没把病和自己联系到一块想，完全是从医护人员旁观者的角度在观察。更想不到它后来传染蔓延能那么快，就连我们当护士的，还得套好几层衣服武装到牙齿隔离起来对付这个病。那天刚接触第一例病人时，我们就是穿了一身白大褂戴着一般的口罩。其实这病后来弄到这么大动干戈，也就是一个人多人少的问题。你想想看，特别重的一种病，三个人得和三百个人一块得，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大概是从4月1号，同样的病人一个跟一个开始不断地进来，我们协和的急诊你知道，市中心，但那时也没弄成现在这样，连我们的防护手段也是陆续增加，一直到了4月20号才发展到了纯隔离不让回家了。事情到了这地步，急诊的工作是越来越紧张，但并没有恐慌到社会上那种地步。我虽然才在协和干了3年急诊护士，但场面还是经过了一些。比如有一年协和北配楼发生火灾，短短几天当中，送来了上百个人，全等着我们抢救。还有一次是瘦肉精中毒，一个晚上急诊室里就挤满了病人。所以再有什么情况对我们协和急诊来说，也不足以引起什么医护人员的恐慌，只要医生告诉我们什么办法，我们护士都能有条不紊地去照着去做。

　　但这次SARS确实有点非同一般，它到可怕在哪儿呢？关键是恶性传染，老百姓并不象我们懂那么多自我保持的措施，家里有一个人染上了，再密切接触摸摸这儿动动那儿，就全传了。结果是最后不隔离都不成了，能一窝一窝地得上。

　　到后来我也有点害怕了。领导正式调我进ＳＡＲＳ的前一天，我把全家人都召集在了一起，一点都不夸张，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舅和我舅妈。我当时端着酒杯正式向他们宣布：从明天起，我就要进隔离病房了，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都不能和你们见面了。最后什么时候回来还说不定。万一我要是真传染上了，你们谁都不许来看我。当时他们听我这么说都哭了，可我必须让我自己也让全家人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到现在，我要是一天没给我妈打电话，她就能急得把整个协和医院的电话都打遍了找我，谁想拦都拦不住。所以现在下了班，洗完澡赶紧换干净衣服，然后抓起电话就给我妈打。现在这已经成了我们隔离病房的护士回到宿舍最慌里慌张的头等大事。然后电话里说的全是拜年话：我吃得好、睡得香、想要什么医院里全部照样提供，这样才能多少让我妈放心一点。

　　其实您自己我自己这边最憷什么嘛？我现在最憷的倒不是病人，就是大早上一去病房之前，就先得一层一层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不透气，就跟一个变形金刚似的。您知道把一个装进厚塑料袋再扎起来那是什么感觉嘛？来回忙着照顾病人，身上的汗全透了，那也得捂着，呼吸也有障碍，24层厚的口罩上边还戴一个大眼罩，天稍微一热眼前就雾气腾腾，直滴哒水，根本什么都看不清，真离病人最近时扎胳膊输液，最后还是得把眼罩再摘下来，到那时候还能顾什么？先顾病人吧。有好几次给我憋得心里透不过去，真想把外边这些额外的负担全扒下来，不怕忙也不怕累，就怕那些外包装。原来没有SARS之前，女护士总凑在一起，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减肥，这回是踏踏实地强制减肥，病房里随时出汗就跟开水洗一样。你刚才采访的李小小，给病人抽了一圈血，活还没干完，“咣唧”一下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晕倒了，满脸煞白就跟中暑一样，然后我们赶紧就把她搀出去了。可稍微一缓过来点，带得进来接着干，要不就忙不过来了。

　　要说病房里的人，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的病人说：你看我们得了这样致命的病，你们还这样对待我们，夸你们是天使真一点都不过份。也有个别的，会把病态心理转移到医护人员身上。这也不单是SARS病人如此。以前接触过得了恶性不治之症的患者就有这样的。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自己了，于是情绪波动就会特大，一会问昨天你给我输了一瓶液，今天怎么改两瓶了？昨天你给我抽了血，今天为什么又不抽了？你抽他不满意，不抽他也不满意。但当护士的，真不能计较这些。而且人家病成了那样，有什么态度变形我都能够理解。我现在在里边最不理解的是，听说外边不是医院的单位，有人让SARS吓得不敢上班了，还说要辞职；我心里觉得真可笑，我们这天天就跟SARS粘着呢，还没说辞职，你们在外边活得好好的，辞哪门子职？我心里最瞧不上这种遇上点屁事就缩头的人了。说不于了？SARS之前可以辞，之后也可以辞，要让我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辞职，门也没有！

　　我们现在这么拼命干，也不是希望病人怎么感谢怎么报答。不求别的，就是希望他们尽快康复解除隔离，最大限度地把SARS完全给控制住，别再蔓延开来弄得全社会惶惶不安了。可非常时期，也真是人心换人心。你刚替他们做一点额外的事情，比如把从急诊那边把他们家里人送来的东西转给病人，或者把他们要带的话下班之后打电话转告他们的家人，病人就把我们看得比家里人还亲，那种感激已经超过了我们应当接受的感激那种程度了。

　　你刚才问我在如今的社会风气之下，象现在这么干心里觉不觉得有点冤？我始终都觉得冤，真的。平常时期，协和急诊门庭若市，最高的时候奖金能拿到一千六、七。可SARS一来，老百姓上街买东西都提心吊胆，谁有小病还敢来看。所以像我这样低年资的护士，可以说是福利锐减，就三百块钱了。我们院领导说了，等SARS过去以后，给你们经济补偿，直到满意为止。我当时心里就嘀咕：多少算是满意？要是谁真染上SARS，买一台呼吸机摆在旁边喘着是满意嘛？要是万一有医护人员送了命，打一个纯金的骨灰盒算满意嘛？活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人是1，后边跟多少钱，也全都是0，1一倒下，0还有什么用？可心里觉得冤枉归心里冤枉，第二天一进病房，立刻就跟冲锋陷阵一样精神着呢！还有过去的同学、朋友，本来关系都有点淡了，可一听说我们被隔离了，北京的、外地的，电话短信全一块来了。包括我上学时的老校长沈宁老师，她是咱们国家自己培养的护理博士，连着给我发了好几回短信：说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觉得我根本担当不起。我本来是个特别爱笑的人，可每回接到他们这些电话和短信，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委屈，眼泪刷刷直往下掉。说实在的，就现在这种非常时期，人跟人也别在心理上互相躲着，亲情安慰真是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家里所有的人，真的特别特别想他们。因为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大学也在北京，从来就没离开过，尤其是现在强制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那种，一下就明白了家里人个个都特亲，也不觉得我妈絮叨了，也不觉得我弟特贫了，也不觉得我老公整天什么活都不干了；无论怎么想，全都是他们的好处和优点。最近在里边看报纸、电视上说护士，“白衣天使”和称号好象又回来了。但我从上学时就认为那是一个很高的称谓。只有象南丁格尔和我们的沈宁老师那样的人，才承受得起。我们只是普通的护士，在这种时候只能尽职尽责而已。要非接受这个称号，我认为也是对我们这个集体的一种升华性鼓励吧。”

许秀莹

　　[干这行是因为我开心]

　　许秀莹，今年24岁，没见到人之前光听名字，秀气而晶莹，本来以为就是个娇小玲珑的女子。等她一进门再一看，苗条身材1米70以上，长相也是模特的意思。和她对面刚一接话，就感觉她是那种心里很"酷"的新新人类。许秀莹不仅模样酷，酒量也酷，倘若开怀，和二、三男子同钦一箱24瓶啤酒倒也真是不让须眉。与许秀莹的交谈，相比李小小的柔和细腻恰恰相反，听她说话的特点就是爽朗还有干脆--

　　“你几月份生日？”

　　“许秀莹：１２月。”

　　“父母做什么工作？”

　　“都是公司职员，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在家是独生女。”

　　“你有男朋友吗？”

　　“有，做生意的。”

　　“你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协和护校，两年。”

　　“最开始听说SARS是什么时候？”

　　“大概两、三个月前。最初是从凤凰卫视新闻了解到一点，没怎么往心里去。另外，我男朋友在深圳那边有自己的公司，后来传过一些消息，说板蓝根已经涨到了四、五拾块钱一袋，就知道闹得挺凶了。”

　　“你在北京直接面对SARS是什么时间？”

　　“４月初。”

　　“从最开始既了解这种病既有可能致命又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心里害怕嘛？”

　　“说实话怕。我当时跟每个人都说，我害怕。因为求生避祸是人的本能，平时碰到任何能危及自己生命的事情我都怕，这事情我不想唱什么高调。尽管护士是我的职业，可我也是平常人，所以我一直心存畏惧。但是怕到了什么程度，我在电视里看香港一个医生跟护士聊，说有人因为害怕老是哭，我还怕到这种程度。说实话我从小是一个特别胆大的女孩子。能大到什么程度？十几岁时我敢用手攥住壁虎玩，当时吓得我爸瞧着我直冒冷汗。”

　　“属于那种有点愣的的个性？”

　　“对，真是那种性格，好奇心也强。可即使是这样，刚开始听说要让我值SARS的班，仍然心里有点不情愿因为心里有所恐惧。可后来一实际进入工作，也就没功夫想害怕还是不怕了。提不到什么舍身忘我，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必须去把每班的工作做好。”

　　“早几年你还没上护校时，我在协和老楼的病房陪过床，当时发现在那里的女护士，个个脸色都又青又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老协和的病房本来就深，里边空气流通又不好，所以当护士时间长，就会落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协和脸'”；

　　“那么现在我问你，当你每天从新鲜空气当中，一层一层走进病人隔离区这个过程中，心里是什么感觉？得需要多大勇气？”

　　“老实说在病房里工作惯了，也没什么特殊感觉。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现实环境的现实，就是这样。”

　　“现在SARS病人被隔离治疗,而你们下班离开也得被隔离，说难听点这叫陪绑。最开始时心里会不会有情绪波动？”

　　“当然会有。于私，我跟我家里人，跟我男朋友见不了面了。本来被分配护理SARS的头一天，还和男朋友约好第二天一起出去吃饭呢，转过天就被隔离不让出去了，情绪能不波动嘛？可也没办法，说实话，这确实是对我的家人、对我男朋友都是一种保护。因为大家都是人，他们也会害怕。”

　　“刚接受进SARS隔离病房任务时，心里想过要退缩嘛？”

　　“不管是什么可怕的病，医院都没理由把病人推走。更何况是恶性传染这么强的SARS了，如果医护人员都临阵退缩，社会上那些健康人再被染上怎么办？我不会唱高调，但这是我的义务也是一种职业本能。”

　　“要是社会上所有的人和SARS患者，都能象你这样想就好了；”

　　“我还是坚信，无论有多大的恐惧，人都能挺过去。比如在我们隔离病房就有一对内蒙来的老夫妇，刚开始那个老太太知道自己染上了SARS，心里就怀疑自己肯定是活不了了。其实人一琢磨到这一步，并不是一般想象的是暴躁发火，而是完全放弃。你爱输液就输液，你爱发药就发药，反正我就是等死了。可后来一天一天恢复过来，她和老伴两个现在都很好，所以态度马上就转变了，也不再整天搭拉着脸，我们一时忙起来顾不上他们，人家也不怪罪。所以其实也事在人为。”

　　“可万一要是有SARS病人对你发脾气你会怎么对待？”

　　“您也许能感觉得到，我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但我绝对不会在现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病人跟我找别扭，我也跟病人找别扭。病房里现在这么忙，一个班忙下来，恨不能手脚一起上都不够用，还有时间跟病理论一些细枝末节嘛？”

　　“你说你脾气不好，以前在工作当中，同事之间会闹矛盾嘛？”

　　“偶然的摩擦肯定免不了，但我从来不会真往心里去？”

　　“因为你心里傲？”

　　“不是因为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能忽略就忽略过去。我绝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跟别人吵架。比如说今天你用了我的洗发水，明天我动了你的香皂，因为这些闹矛盾很无聊，用就用无所谓。但是我从不允许别人无缘欺负我，绝对不允许。”

　　“现在大家突然因为一场SARS整天聚在一起，而且还被强制隔离，这样朝夕相处感觉同事之间的关系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嘛？”

　　“一下就比过去亲了，就跟参军一起打完仗那种战友的关系有点相似。比如现在大早上起来，恨不得不梳头、不洗脸、不化妆就先出来互相打招呼，肯定是这样。”

　　“你今年才24岁，平时对现代社会上那些时髦、时尚之类的名堂，肯定会很敏感也很内行，按岁数说，如果没有遇上累及整个社会的SARS，按你的内在外在条件，肯定也是一个时尚中人，可你想过没有，如今有了这种番经历，你又会怎样去看待自己的生活和今后？”

　　“老实说，还真没想那么远。再说句心里话，如果真是为钱完全可以不做这行。不是我心里自傲，如果真是为钱，我跟我男朋友也走不到这到一步。他并不缺钱，他身边有几亿身价的我也见识过，这么说吧，在我身边所出现的诱惑，可能要比您能猜到的多得多，我们之间感情能这么好，就因为跟钱没关系，所以我们相处得非常开心。人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有那么多钱就一定会开心嘛？不一定。”

　　“那你做护士整天伺候人就真的很开心吗？”

　　“是很开心啊。”

　　“为什么？”

　　“SARS之前，我们病房里有一个小女孩，不到十五岁，她住院的时间已经长到快成自己家了，得的是红斑狼疮，免疫系统的大病，可期望的前景非常不好说，对她自己，甚至比SARS可怕。可她就喜欢我护理她、照顾她，一见面特别会说话：大姐今天晚上又是你值班啊？哎呦你真辛苦！我心里特别疼她，就象对自己的亲妹妹”；

　　“因为你能给予她？”

　　“对呀，别人值班怎么对她我不管，可只要我值班，我就要把我心里的感觉一点一点传达给她。她说大姐我冷，我马上就她们找被子去；她说她渴，我把医院发给我的矿泉水马上给她拿来；她说她该吃药了，孩子小，我就把药一片一片给她切开，喂她吃；这些都是我能帮她做的小事，可当她发自己内心对我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开心。”

　　“你干护士才两年，亲眼见过病人死亡嘛？”

　　“太多了。”

　　“当时什么感觉？”

　　“感触最深的，是我刚参加工作面对的第一位患者死去，当时想得特另多；”

　　“都想些什么？是可怜还是旁观者清？”

　　“都不是。不具体干我们这行您也许不知道，有的患者长年熬一种恶性病，最后这也衰了那也衰了，这时作为死亡其实对病人一种解脱。我认为这是生命的一个正常转轨，同时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有时候，面对这种病人的最后时刻做徒劳的抢救时，出于对人生命的一种尊重，就特别希望病人家属说一句：放弃吧！可事情要是真轮到自己家人头上，如果我是看着别的医护人员救我的家人，我会不会轻易说出这三个字？感情上真是很难。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在世，也六、七十岁的人了。我奶奶现在基本上就是离不开人了，前一阵又大病一场，现在还精神恍惚不认人了......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以后能多陪陪老人，就少出去玩点。将心比心，所以在病房里我心里挺能理解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的。”

　　“你在护校肯定知道南丁格尔，你对她有多少了解？”

　　“说完全解肯定不可能。但有一些事迹，比如说在战争期间，她在寒冷深夜里提着一盏油灯去伤兵那里去查房，躺在床上的伤兵，会亲吻她落在墙上的身影。我读这些心里真是很受感动。觉得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

　　“你觉得她对象你这个年纪护士真会有典范作用嘛？”

　　“当然会有。我永远做不到她那么伟大，但她那种精神肯定是我要去努力的方向。”

高健

　　[在自己的生日与节日与SARS相伴]

　　高健，现在阶段协和医院急诊科SARS隔离病房里，唯一一位已经当了母亲的护士。我去采访的4月28日，正巧赶上是她32周岁的生日。那天晚上，我是在急诊科专门为她举办的生日PARTY上与她初次相识的。相比上面写到的几位年轻护士，女儿才刚一岁零5个月初为人母的她，言谈话语接人待物之间，她显然更多了几分沉稳与成熟。

　　就在女儿刚刚学会用甜甜的奶音叫“妈妈”的时候，高健却突然被这场可怕的SARS卷进了隔离宿舍而有家不能回的。

　　在高健的生日PARTY上，我一直坐在旁边静静观察着这位比其他女护士年岁差不多大出一轮的她。当房间里的电灯被关掉，当蛋糕上的生日蜡烛被一一点燃，当所有的年轻护士一起拍着手欢笑着冲着她齐唱“祝你生日快乐”之时，我看见了她噙在眼里的泪水，随后她闭上双眼合起手掌默默许下自己的心愿又笑着吹熄蛋糕上蜡烛时，我当时心里忽然莫名地被深深感动，而且突然就感觉SARS也许并不象社会上的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也许正是因为大家都必须共同面对SARS，已经被经济高速发展而愈发疏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可能更会因为SARS而减少几分冷漠而平添几分亲近。

　　之后的采访，我第一句话就问高健：你刚才在心里许的是什么愿？她目光温和地沉默了一刻然后对我说：我是在为我的女儿、我的先生、我的父亲母亲，祝愿他们平安！

　　高健从小就长在一个卫生家庭，她的父亲、母亲都是医务人员。当她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抽调到SARS隔离病房之后，他们的反应非常平静，担心归担心，但即使打电话安慰女儿时，都会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质：要小心保持自己，要好好照顾病人。高健到今年成家才三年，她的先生是北京顺义天竺开放区国家会计学院的一位工程师。他叫李新兵，当妻子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被抽调进隔离病房以后，女儿、家务还有老人，就都得靠他家里替高健真正顶住“半边天”了。如今高健每天一下班回到隔离宿舍，她先生的电话随即就会应时而来，究竟他们夫妻俩在电话会褒什么样的电话粥，我不好去问也不该细问，但高健告诉我：老公从来没在电话里给她增加任何一分精神负担更没有哪怕是一句抱怨。但每次挂电话前的最后一句，都是声音有微微打颤地说：你千万不可掉以轻以啊！我不知道当李新兵把女儿抱到电话边，叫她大声喊“妈妈”的时候，高健的心里会如何柔情百转，但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她却表情平静不动声色，唯独眼睛的深处，会时时闪过一丝惆怅与惦念。与整个社会上现在谈“SARS”而色变的群体恐慌相比，我想，这就是一个普通医护家庭所能做到的泰然自若了。

　　高健不是一个言语华丽的女人，无论我把采访提问拔向什么高度，她都不会以高调姿态跟我唱“二人转”。“虽然女儿还小，一家老小都需要我去照顾，但领导派我来，应当说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所以我觉得我更应该就象平时一样，踏踏实实做好我身边的每一件具体工作。我们的科主任王促，从SARS一来，没白天没黑夜到现在根本就没回过家。上行下效，我没什么可屈的。刚开始一知道这个病到了北京，我本能地就紧张起来，因为象协和这样一个市区中心医院，肯定跑不了要接待很多SARS病人。我紧张并不是因为我心里害怕，我从1990年毕业于当时的协和护校，是被择优录取作为尖子生才进的协和医院，到现在已经在急诊科干了整整13年了，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护士形象在人们印象里也许并不象宣传里说那么好，但现在是该我们担负起应当担负的责任的时候了。同时，我们这些普通护士也能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向社会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或许是因为高健的护龄更长，或许是因为她刚刚做母亲不久，或许是因为她心里更多了一些悲悯，所以一谈起病房里被隔离的病人，高健的热心与温情反而更溢于言表：“到现在，我已经盯了好几个夜班了。好多人病得那么重，家人又不许来陪护，一个个就只能在熄灯之后的孤独中干挺着，所以我能在送药和打针的间隙和他们沟通一下，就尽量多和他们闲聊几句。病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当她说到一位老者刚被用平车推进隔离病房时凄然的叫喊，让她一定转告儿子，要随时往病房给他打电话时，高健的泪水夺眶而出。“有时一想家，我耳朵边就会听到那位老人的叫喊。病人现在更需要我留在他们身边。”

　　采访当中，我向她请教了一个我虽然几次为家人在医院陪床却仍然有些纳闷的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护士，在病房里对家属给病人送来的鲜花，都会比病人本人更悉心帮助照看和在意呢？高健笑一笑说：你想一想看，护士整天待在病房里，那里边会有多少笑容？那里边又会有多少新鲜空气？而鲜花又对病人和护士都意味着什么？

　　护士节之后，急诊隔离病房里的许多年轻护士都将可能会轮流换防，但作为一名已经有十三年护龄的高健，她还将被继续留在隔离病房里，用她的经验、温情、细心、关切，去护理那些在病房里的SARS病人。这既是领导的安排。

　　高健的平常还有她温和的话语，不禁让我想起了美国诗人朗费罗当年写下的《南丁格尔礼物赞》——

　　“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

　　住在充满痛苦的医院里

　　病房的走廊里没有欢快

　　地板上飘浮着淫雨和寒风

　　看，就在那充满愁闷的地方

　　有一位女士手持油灯

　　穿行于黯淡的微光当中

　　从一间病房走向另一间病房

　　就象是在幸福的梦境之中

　　无言的受伤的士兵慢慢转过头去

　　亲吻着落在幽暗墙壁上的

　　她的身影……”

　　结语：在2003年这个既很平常又非常不同凡响的护士节之际，我所能采访到的几位护士，都不是什么响当当的英雄模范，如果没有没有SARS就象魔鬼一般突然降临首都北京，也许她们几个即使花枝招展地走在人流熙攘街头，也完全可能会被所有的目光忽略。也许她们的名字，更轮不到出现在任何电视、报纸或其它什么有奖名单之上。和所有北京百姓一样，她们很可能终其一生都将在平凡的工作当中，朴素而踏实地走过自己的青春、中年和老年，安居乐业年华平淡。然而当我真正走近了她们，倾听着她们诉说自己，感觉着她们的悲悯情怀，甚至于就是那些人情味十足的牢骚、埋怨，都让我怦然恻隐，更让我切身感受到“白衣天使”四字沉甸甸的份量与质感。

　　数年之前，当我的父亲因为身患绝症长期住院治疗之时，曾经有一位护士悄悄对我说过：一般病人出院，往往都会和救治他们的医生亲切握手话别，而我们这些做护士的，却常常可能会被人们忘在一边。

　　今后，当人们共同经历过SARS这场人类的共同灾难之后，当您或您的家人有一天可能因病住院又走出医院时，切记千万不要忘了和护士握一握手，报以一个温和的微笑。尽管这很容易做到，却也很容易忘记。

　　附：采访后记——

　　感恩生活

　　何 东

　　4月中旬，当SARS恐慌将首都北京笼罩得犹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在那几天里，我收到的电话、手机短信，几乎全是恶性坏消息，而由恐慌引发的传言、流言，更比SARS病毒传播的速度更来势汹涌。我既不是医生，同样因从众心理而受到巨大惊吓，当时在家整整憋了三天没敢出门，可只熬到第四天，那一种无形、无色、无声的压抑，就已经快把我逼得神经崩溃了。既然还没得病，就得出去透口气吧？于是当晚我非常胆怯地出门，来到了附近了皇城根公园，正当春暖花开之夜，此地却唯余一派死寂，路灯下那满街空无一人的冷清，更加剧了我内心的紧张，惶惶中正犹豫着要往回走，一转头忽然发现不远处一张绿椅上，竟偎依着一对年轻恋人，我于是站住，只见他们俩人都戴着大口罩，可互相的眼睛却深情地彼此对视。看着他们，我心里油然腾起一分暖意。一会儿，那小伙子先摘下口罩，姑娘犹豫了一下，也摘下了口罩，很快，他们紧紧相拥吻到了一起。若在平时，这不过就是街头随时随处可见的一幕恋爱俗景。但那天晚上，这一吻却差点没让我流泪。因为就在一派“恐怖笼罩城市”的气氛中，这对勇敢的恋人，确实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爱与青春的顽强与活力。

　　回家路上，我突然由白口罩想到了医院里的护士，因为我不知道，她们那时正在做什么。一进家门，我匆忙给我认识的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吴欣娟打通手机，我问她你们还坚守在医院嘛？她当时没好气地说：这种时候，我们不在医院该在哪儿？接着，她又调侃我：你平时不挺能说挺能写的嘛？大记者现在怎么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呢？我一时语塞而无言，她又在电话里笑了：来写写我们这儿的护士吧，放心，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放下电话，我仍然心里嘀咕，于是又给曾经让凤凰台刘海若起回生的凌锋教授打电话，凌教授的声音，平静依如往常，我于是问她，怎么一时间城市就恐怖成了这样？她当时笑了：因为大多数人对传染性疾病缺乏基本了解也缺乏预防常识。我又犹豫地问：现在去采访一线护士，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她说：只要做好自我防护，没有危险，而且护士们会告诉你应当怎样做好自我保护的。

　　虽然已有两道保险余音在耳，可初到协和，SARS病房戒备之森严，整个医院大楼门可罗雀的空空荡荡，走进护士隔离生活区之前的层层检查，还有她们为我所做的各种防护性消毒，都在加助我本来就非常紧张的情绪。那天晚上，天上飘着小雨，可我直到电梯前，手里还举着雨伞，陪着我的那位护士长笑着提醒我：把伞收了吧，别那么紧张，还不至于这样！可真一临近护士们的宿舍，里边传出女护士们的朗朗笑声，而且居然还有人在唱歌呢！我的心情一下就放松了许多。之后，几乎是没挑没拣就找了五个正轮班休息的护士，于是我们就拉家常地开始聊起来。她们个个才二十多岁，如果不是这场突发的传染病，我猜她们下班之后，肯定就是街上那些穿着时髦跟追时尚的所谓“新新人类”。然而国难当头，那一个个可爱的女孩儿，竟然面对SARS是那样恪尽职守泰然自如。她们和我谈她们的工作、抱怨、牢骚、家人、同事、老师。没有一个会唱高调，言谈话语的朴实直爽，完全出乎我事先的种种猜测。我以前的采访，更多都是在和影视明星们打交道。到后来，最令我沮丧的是，大多明星都有他们浮夸虚饰的一面，因为他们就是要凭这些去赚名和利，去做公众偶像的，因此他们都会面对采访时，脸上挂着习惯性的“媒体公共微笑”，说话的套路也都大抵相似。到近一两年，这种采访已经越来越让我感到麻木，除了为赚稿费养家糊口，几乎完全失去采访激情。可平常百姓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要你先亮出坦诚，他们马上就能感觉得到，而且你给一分，他们就还你十分。我作记者已过十年，在上述两种采访当中，我本能地会做比较和权衡。应当庆幸的是，就在我年至半百的关头，后一种民间的诚心交谈，又让我重新焕发起了对新闻采访的巨大热情。

　　包括采访过程当中，那些护士的许多直接反应，都让我触动很大，比如当我结束对其中一位护士的采访之后，她特别顽皮地叮嘱了我一句：我怎么说的，您就照实写，千万别给我们拔高、瞎煽情，我们又不是演员和主持人。另外，当我采访即将结束，拿出自己的相机，要求两位护士，帮助拍几张我不能进的隔离病房的实际工作镜头，几位护士居然一面诚恳地问我：您真的不觉得我们在病房里会很脏嘛？多年以来，我见惯了明星的摆架子、说套话，也由此而产生出一套对付他们的采访办法。然而面对普通护士们的这样直接一问，我却尴尬到无言以对。之后连续几天几夜，我都没怎么休息，连续写出了《祝你生日快乐》、《最可爱的人》。尽管有点累，可心里却一直非常兴奋，因为我明明感觉到，自己又找回了刚当记者时采访热情与方向。

　　之后再到已被定为专门收治SARS重症患者的北京宣武医院去采访凌锋教授，我此前对SARS那种无知而莫名恐惧已经没了。而凌教授的一席话，也让深思许久不能忘记：SARS的突然爆发，是令我们有些措手不及，可在这样面临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也能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生百态与世态炎凉。其实任何灾难，都是以一种恶的形式，在暗示人类需要不断地反省自己，不要太忘乎所以，不要真以为“人定胜天”。请你记住，注意空气流通，强个人卫生，SARS并不可怕。

　　前两天，又有人给我发来一条新的短信，从那内容中就可以看出，其实人们已经在反省自己了——“大吃大喝治不了，让非典给治了；公款旅游治不了，让非典给治了；下欺上瞒治不了，让非典给治了。”如果浅浅一听，这不过就是博人一笑的顺口溜，可仔细一想，简简单单几句话之间，又包含着多少深义。民间的智慧永远都是那么通俗明了，民间的语文，永远都是那么生动活泼。想一想这么多年以来，就为上面几种社会“SARS”的政治痼疾，中央花了多少功夫下了多少文件，总理拍过多少次桌子喊破了喉咙，然而仍然病根不去。可一场SARS来临，所有那些胆大包天者，全都老老实实缩回家待着去了。所以即便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人们难道就不能从另外几种角度去观察它所暗示给我们生活的一些积极意义嘛？难道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我们还不该多几分敬畏嘛？难道我们今天能健健康康地活着，还不该去感恩生活本身嘛？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作家史铁生，在他瘫痪多年又加上尿毒症之后，写在其《病隙碎笔》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我想在这非典时期，大家都可能会从中得到几分反思与受益：“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至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都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得昏天地暗。等到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明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摄影：徐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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