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却把我留下。他说：“我的故事很简单，你必须要听，只有四句话。”你能拒绝一个人的“四句话”吗？我不能。

　　“为什么男人总是不能留住曾经被他呵护、宠爱和培养的女人呢？我的女朋友从一个打工妹变成女大学生，是我给她钱和机会、给她爱和家庭。我是为了我们俩能越来越好。可是，她有了前程和见识，却不需要我了。她看上个男人，比我学历高、比我的职业体面。她跟着他跑了。我就这么被无情地淘汰了。”这就是他的故事。

　　问了几个问题，知道他是个开饭馆的小老板，家境曾经清贫，靠卖力气和耍小聪明有了一些积蓄，找到一个来北京打工的四川妹子。他喜欢她，看着她就高兴，所以对她的要求百依百顺：她说要上学，就出钱让她上学；她说不要跟他父母在一起，就搬出来租房子住；她说不能让他到学校接，就远远地到车站等；她说不回家也不要打电话找，就一声不吭地独自打发漫漫长夜……最后，她说她要走了，因为“不能把一辈子消耗在一个一百平米的小饭馆里”，他想说些什么，还没来得及说，她又开口了：“你不是说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好吗？”这样，他最终“没有挣扎”。他因为“心里不平”，所以给我打电话，说“我高尚了，但高尚得委屈”。

　　我可能不像记者，这种时候，勉强自己也做不到。我说：“要是我，我也委屈。我会后悔的，如果知道她学成以后就是这样，不如从一开始就狠下心来让这个没良心的一辈子没文化，老老实实过日子。我狭隘，是吧？爱一个人要无私地让她好，是吧？我做不到，我不能给自己当掘墓人。”坐在一个记者、一个“明白人”的位置上，我就是这么说的，说完了，觉得很解气。那男人憋了一会儿，长出一口气：“话是这么说，到最后，咱们还不是让人家走了？咱不是坏人，想狠也下不了手。再说，留下她有什么用？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那天，竟是一个寻求解脱和理解的人安慰着我结束了一次交谈。

　　回到家里，还是有说不出的一股闷气。随便找一张影碟来看，是奥戴丽•赫本的《蒂芬尼的早餐》。那个美丽的霍丽从乡下来到纽约，从说话的口音开始改起，把自己训练成高级交际花，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能钓到金龟婿，从此终身有靠。有一天，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出现在公寓门外，忧伤地凝视着她，一看就是大半天。慢慢的，我们看到，这是一名安分守己的兽医，他爱她，曾经收留她和她可怜的弟弟，她曾经为了报答他而与他成婚。他还有照片为证呢。他想带她回到乡下，日子不会太奢侈，但也一定能安逸。但她最终还是把他送到车站，让他一个人回老家。她哭了，当他叫着她原来那个土里土气的名字“雷美”时，她哭着，用标准的、纽约优雅女子的腔调告诉他：我知道你爱过我，至今还爱我，但我已经不是那个雷美了，再也不是了……是啊，眼前这个时髦而轻佻的霍丽怎么可能重新变成照片上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雷美呢？怎么可能呢？于是，他接受了现实，黯然离去。

　　我没有留下给我打电话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我无法告诉他我刚刚看到了什么。多少年前的老电影和一个星期以前他的亲身经历竟如此异曲同工。惟一的不同在于雷美是从兽医身边逃跑的，逃出去寻觅新的生活；他的爱人却是被他一点一滴地培养着，培养到懂得对自己的生活提出质疑，最终质疑到他自己身上。然而，即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你捧着心爱的小鸟让它一飞冲天，之后，它回来不回来，你能左右吗？何况，当它起飞那一刹那，就已经“再也不是了”。不是了，你还要吗？还敢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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