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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苏州市区向西大约80公里,就是太湖之滨、三面环水的小镇——镇湖,也是名满世界的苏绣的故乡。
这是一个酷热的午后,没有一丝风。镇湖新街所有的店铺都是大门洞开着林立于街道两侧,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几乎都有相差不多的名字——“××绣庄”、“××苏绣艺术品商店”。店铺的门楣和挂在大门口的“招牌”也大同小异——装裱成大小不一的绣品。这里是苏绣一条街。街上几乎没有人,穿行街道的车辆也很少,整条街道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沿街行走而不进店铺,无法猜想这里的人们都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在一天当中正好可以做生意的时间如此沉默,并且一步也不踏出店门。
站在绣庄的门外向里面看去,几个端坐在绷架前飞针走线的女孩子并不抬头,她们专注于手下的丝线和画稿,对外人的到来仿佛视而不见,安静到有几分淡漠。即使走到她们身边,也不过抬头看上你一眼,之后马上埋头刺绣。这么热的天气,她们甚至是不出汗的。看着才不过16、7岁的小姑娘颀长的脖颈和高高盘在头顶的乌黑长发,感觉到的却是暑热正在渐渐消退,干爽从心底慢慢弥漫开来。止水无波,清凉自来。
绣出来的家常日子
据说,镇湖有8000绣娘,是老老少少差不多5代人。家家有刺绣,户户的收入里都有她们靠这种传统的“女红”挣来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在没有真正的、成规模的商业推广以前,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进出口贸易”和“民间工艺美术”之前,镇湖的绣娘就在靠自己的一双手劳作和养家,靠手下的丝线和日复一日绣成的鞋面、手帕、被面、枕套、香囊换取一点白米钱、香油钱,换取因为对家庭有贡献而不会被认作“不劳而获”的、坦然的一日三餐。
镇湖及至苏州以及苏州的周边,到底有多少绣庄,没有人能说得准确。太多的人喜欢苏绣,或者喜欢把带一幅苏绣回家当成另一种在苏州写下“到此一游”的方式,所以,也有太多的绣庄在“生产”着许多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出售的千篇一律的绣品。那些绣品上通常不会有绣娘的名字和绣庄的字号,甚至,在机绣如此发达的今天,外行人也真的很难分辨哪些是出自苏州绣娘之手,哪些是工厂化的生产线上迅速完成的小商品。
观光客的需求造就了市场,而繁荣在市场上的所谓苏绣艺术品,大多数却是精明的销售商骑着摩托车到镇湖一带有绣娘的人家委托加工的“活计”。销售商带来了他们认为观光客最喜欢的图案画稿,绣娘们则在料理家务和忙完了田里的农活之后依样画瓢,也许面无表情,也许想着心事,也许和小姐妹开着玩笑,也许和丈夫讨论着家事,心不必在手上,手不离开丝线,大大小小的绣片渐渐堆叠起来,直到骑着摩托车的男人来了,收走了绣片,留下不多的手工费。这笔小钱通常要交给丈夫用作家庭的开销,很少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机会里,聪明的女人也许还能“扣”出一点点用作私房。
及至今日,这也仍然是镇湖的大多数但求能帮补生计的普通绣娘的生活方式,她们并不指望从这里获得什么超出生存之外的成就感,她们有的是灵气和手艺,要的是灵气和手艺换来的稳定生活。
飞针走线的历史
追溯苏绣的历史,大约可以推及到战国时期。史料记载,晋平公的使节访问吴国时,苏州已经是吴国的国都。说明在公元前6世纪,苏州已经有“绣衣”和“锦衣” 。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夫人手绣《列国图》,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图案,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
到了唐代,刺绣艺术有了很大发展。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都与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释迦说法图》等。
宋代的朝廷一直奖励和提倡刺绣,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政策,推动刺绣的发展。实际上也迎合了很多喜爱书画甚至附庸风雅的士大夫的趣味。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有这样的记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
明代,苏州的丝织业日趋发达,苏州城东成为苏州丝织业的中心。与此同时,刺绣也随之兴起,民间家家养蚕,户户刺绣。豪门贵族的小姐也“畴女红”,以此消磨时日,陶冶性情。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寅 、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这时的苏绣已经有“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
清代是苏绣的全盛时期,流派纷呈。皇室享用的大量刺绣品,几乎全出于苏绣艺人之手。
光绪年间,技艺精湛的刺绣艺术家沈云芝创造了“仿真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七十寿辰,沈云芝绣了八幅作品祝寿。慈禧备加赞赏,书写“寿”、“福 ”两字,分赐给沈云芝和她的丈夫余觉。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后来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被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意大利,轰动了海外;她的另一幅作品《耶稣像》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傅览会”上获大奖,售价高达一万三千美元。在她的倡导下,苏州、南通、丹阳、无锡、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了刺绣传习所、绣工科、绣工会等。她曾先后到苏州、北京、天津、南通等地传授技艺,培养新人。
三十年代初,丹阳的杨守玉创造了纵横交叉、长短不一、分层重叠的“乱针绣”, 丰富与提高了苏绣艺术的表现能力。五十年代初以来,国家创办了刺绣研究机构或工厂,使刺绣艺人安心研究和创作。
沈寿的第三代传人
从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退休的苏绣艺人牟志红可以算是沈寿的第三代传人。
见到牟志红是在镇湖的琴芬绣庄,这里有她的得意门生姚惠琴和姚惠芬姐妹。看到牟志红的家常样子,很难把她和现在流传在海外的一些经典苏绣收藏品联系起来。——她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老阿姨,轻声慢语地哄着带在身边的小孙女。
牟志红并非生长在苏绣世家,小时候,她迷恋奶奶绣的鞋面和丝带,觉得那上面的图案被一个女人一针针从无到有地呈现出来是一个神奇的过程,那时,她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多少代或者目不识丁、或者饱读诗书的女子谁也不能不学习的“本领”和“本分”。她只是知道,奶奶的手艺是远近闻名的,这也让她感觉到了荣耀。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机会见识了沈寿最得意的弟子、苏绣老艺术家金静芬的作品。对牟志红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14岁的女孩子再也不肯读书,一心只想学习苏绣。她在这一年成了76岁的金静芬最后的关门弟子。从此,苏绣贯穿了她的大半生。
从1961年进入研究所,牟志红从没有离开过丝线、画稿和绷架。那时候,她和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一样,靠国家规定级别的工资生活。上班就是刺绣,同时也学习美术、书法和丝理,也参加各种政治性的学习班和60年代中后期人人不能躲避的所谓运动,也带徒弟。她的工资是根据绣满了多少个工时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作品的复杂程度和创作的难度。而且,她和所有散落在民间的绣娘一样,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上绣上自己的名字。牟志红主持并参与以及由她独自完成的作品有60多幅都已经被海外的机构或者个人购买、收藏,但是,至今,她自己却不知道这些穷一生心力的作品都在哪里、现在的命运如何。
“也许,人家也不知道那些作品是我绣的。那上面没有名字,连一点跟我有关的记号都没有。那时候,我也不懂得,应该留下点什么做纪念,比如,拍一张照片。想也没想过。一辈子就这么一针一线地绣过去了,现在,不用闭上眼睛,那些绣品也会排着队从我眼前走过去。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用的什么针、什么线,用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心血,我都记得。”牟志红这样说的时候,眼睛是半闭着的,目光及其柔和。快60岁的人,仍然是清秀的,一双手交叉在胸前。
牟志红说她没有什么遗憾,一辈子归纳起来,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有了稳定和谐的家庭,随之而来的就是心理的满足和安宁。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师从名家,能有精品流传,比起那些一辈子埋没在民间靠针线来讨一份生计的绣娘,她还是很幸运的。
互联网上亮相的姐妹
姚惠琴和姚惠芬是牟志红的弟子,也是镇湖新街上琴芬绣庄的主人。
姐妹俩都是本地人,父亲和祖父曾经是刺绣庄和刺绣加工厂专门描画稿的艺人。从小生长在苏绣之乡,耳濡目染,早早拿起针线、支起绷架也在情理之中。姐姐17岁那年,看见苏州刺绣厂有一幅《蒙娜丽莎》的绣像在展出,一下子愣在那里,原来苏绣还可以绣出这样的人像,原来手里摆弄了这么多年的针线是可以创造出奇迹的,这对她来说实在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是乡下女孩子,过去见过的也都是一些民间的小工艺品,有些是很粗糙、很简陋的,而且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创造性,看来看去看多了,也不觉得苏绣还是一门艺术。乡下女孩子,能进城、能离开农村的都走了,家乡再好,到底是小地方,谁也不愿意在这里一针一线地做一辈子。实在没办法的,靠一双手讨生活,给人家做加工,或者自己绣了什么让男人拿出去卖掉,像手工业作坊一样的。真正地去爱上绣花,不一定有多少人。”姚惠芬却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爱上了绣花。父亲辗转托了很多关系,终于找到牟志红肯收下她做徒弟。但牟老师在80公里外的苏州市。于是,姚惠芬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到了苏州,在距离老师最近的地方租下一间平房,每天天亮了就开始刺绣,直到晚上天光被夜幕取代才停下来,牟老师则利用上下班从这里经过的机会来给她“上课”,这样一学就是三年。
回到家乡的姐姐和醉心于美术的妹妹从此开始钻研苏绣艺术,她们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平静而清贫的生活,她们想象着有一天也可以像牟老师一样绣出精品,能在苏绣即将沦为旅游纪念品的时代有佳作传世。
1998年,姐妹俩的绣庄开业了,妹妹的名字在前,为的是和“勤奋”二字谐音。再以后,她们的作品开始参加各种博览会,开始被更多的苏绣热爱者和收藏者接受,她们开始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订单。她们制作了自己的网页,把苏绣的精美和自己的创作理念展示给有机会看到的人们。她们开始在自己的绣庄里免费开办学习班,让远近的乡邻家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可以来这里学习,学习手艺,也学习一份对家乡的这门古老民间艺术的珍爱。
琴芬绣庄不是苏绣一条街上经营收益好的店铺,但却是最有艺术氛围的创作园地。仍然有很多镇湖的女孩子得到机会离开这个“小地方”,得到机会放下祖祖辈辈的女人们拿了一辈子的针线,但姐妹俩谁也不想离开家乡了,她们在这篇“方寸之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非常偶然,在离开琴芬绣庄的时候,姚惠琴的女儿蹦跳着闯进了我的镜头。5岁的孩子端正地坐在绷架前,很是专业地表演起刺绣来。她在绣的是一只小风筝,画面上有荷花和蜻蜓。已经快要绣好了,孩子也给自己的作品找好了买主——她的爸爸,她要把这幅小绣品卖到5块6毛钱,那正好可以买一瓶“乐百事”牛奶。绣品是有价值的,好的绣品就可以有好的价钱,孩子还小,没有这么说,但是,没有说,不意味着不懂得。
穿过琴芬绣庄正对着的小马路,就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沿着土路走,两侧都是敞开着门的住家。戴老花镜的老太太从木头格子窗里伸头看见我,马上迅速而有些紧张地低下头去。好奇心还是带领我走进了她的家。也许,她真的有些害羞,故意不看我,埋头在面前的绷架上,穿针引线,仿佛专注于面前未完工的绣品。有意思的是,居然也是一幅荷花蜻蜓,只是更大、更精致。因为语言不通,只好请身边的人做翻译。老太太今年72岁,11岁开始绣花,61年当中,她从未有过自己的创作,一直按照收买绣品的人提供的图案一针针绣下来,至今如此。她的绣品上也同样不可能有自己的名字,一生绣了多少,已经不能尽数。她的劳动也很廉价,最苦的时候,绣一张鞋面只能挣3块钱。她是镇湖绣娘中很平常的一个,据说,86岁的绣娘,还在做着跟她一样的事情。
在这个苏绣的故乡,这个被人们说成富庶的小镇上,一条马路之隔,却让古老艺术的过去和明天在不经意之中轻轻地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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