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多少契机来自出人意料的因缘际会？

　　她的眼光带领我回到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眼光里埋藏着深深的、我自以为只有我能看明白的忧伤。

　　新书《焚心之恋》写完之后，我像每年夏季一样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新书“出街”，我的日子却每每变得虚空而且了无生气。那时候我知道，该去云南了。

　　云南之行是我对自己一年一度的奖励。

　　多少年前第一次目睹碧塔海绝美的秋色，我在草地上静坐了很长时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形容秋季的碧塔海和它周边景物的颜色，只能笼统地称之为“秋天”。当时我想象这里应该是死的时候灵魂飞翔着到达的第一个好地方。一路裹挟着这样的念头回到丽江的小酒吧，坐在木头格子窗边上一边喝酥油茶一边写笔记，偶然抬头，就看见了一双清澈而温柔的眼睛。她把一张画了钢笔画的纸小心翼翼地递到我面前，那是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信手涂鸦。

　　“是碧塔海？”她用不太纯熟的普通话问。

　　我点头。

　　“店里有画布和颜料，要不要画？”她指了指酒吧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支着有些破旧的画架，上面是一幅未完成的风光。

　　我摇头。

　　她闪烁着清亮的眼睛微笑：“没有颜色能表现碧塔海。不画也是对的。”

　　人和人就是在顷刻之间亲近起来的。她的话让我在刹那间认定这是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在遥远的异乡多雨的午后，竟然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着如出一辙的话来表达如出一辙的感受，那是何等愉快的感觉？

　　在午后来酒吧的人很少，当然也是因为古城的酒吧太多。作为老板娘的她无需照顾客人。直到黄昏，她始终坐在我的对面，整理一大纸箱子CD，偶尔抬眼看看蜷缩在竹椅里、把笔记本架在腿上写写画画的我。

　　我站起身要走，她忽然把手中的CD放下，随着我站起来：“能等一下吗？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和酒吧隔着一道布帘的里间。出来时，她手中拿了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本书的作者。能不能留下你的名字？”说话的当儿她把书翻到了扉页，我看见书的勒口上那张看上去跟我的实际形象没有什么关联的、模糊的照片。

　　那天我知道了她叫仁静，和我同年、同月出生，贵州人。我们相识的时候，我才只写了一本书，而且，那本叫《绝对隐私》的处女作正让我体验着初涉江湖的种种。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每个漫长的午后都是在仁静的酒吧度过。她很少说话，常常是坐在我的对面看书。她的侧影很美，像精致的塑像，细腻而有韵致。我在笔记本上画她的眼睛、鼻子和嘴，还有涂成金色的、尖尖的指甲，然后撕下来推到她面前。她端详一会儿，站起身去拿来一面镜子，把我的“仁静梗概”贴在镜子上。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她的话还是很少。能够明显感觉到的是她一天比一天更关心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状态持续到我终于不能不对她说：“仁静，明天，我要回北京了。”

　　她把手中的一片十字绣轻轻放在桌子上，抬起眼睛，用温和而绵长的目光包裹住我：“是吗？这么快。”

　　那是一个非常幽静的时刻。时间仿佛停止下来，让我们可以从容而沉静地凝视对方，彼此记住。

　　“你还没有了解我。我已经从你的书里了解了一部分你。”她淡淡地说，“要是我愿意跟你说说我自己，你会有兴趣听吗？”

　　所有的故事大约都这样的开场，特别是当对方是一个婉约如仁静一般的女人。那种试探、那种长时间的犹豫和对我的默默观察都不陌生，也都不让我感到不习惯。我是谁？我是一个游走在别人的故事门外、随时准备走进去稍作停留的人。不习惯的从来只是对方。

　　仁静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氛围，暖暖的姜茶、半掩住窗户的格子布窗帘和浅淡而凄厉的爱尔兰音乐。所有的一切莫不十分契合一个女人的寂寞心事。

　　“我是到了丽江才改名叫仁静的，这是一个很像藏族人也很像佛教徒的名字。我喜欢。”她把盛着姜茶的玻璃杯环握在双手之间，热气蒸腾。她好像不觉得烫手，好像那热度刚刚好让她感觉到久违的温暖，一直暖到她的心底。“我是从贵州的穷山沟里跑出来的。那种穷困，你不能想象。有意思的是，我学的不是能够养活自己的专业，我学了美术。而且不是专业出身。”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随着仁静的叙述一点点走进她的记忆，那些关于穷困、关于背叛、关于误解和关于伤痛的记忆。仁静的叙述仿佛一架忠实的摄像机，把一个沉默的女人过去经历过的每一个时期都如实地再现出来：

　　少年的仁静穿着接了一截又一截裤脚的破裤子奔走在贵州的山区，她用的是一把油布伞，上面没有色彩、没有绣花、没有浪漫而暧昧的图案，有的是她妈妈用碎布片打的补丁，雨水太大了，透过布的补丁，点点滴滴打在她瘦小的身体上，很冷冽也很硬朗。

　　第一次到火车站，和吸烟斗的父亲告别，挎着花布包袱的仁静半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爹爹说：“不好就回来，有我的饭吃，就有你的。”仁静没哭。那时候她开始隐隐约约懂得，一个女人再会流眼泪，眼泪里也不可能有好前程。

　　人生有多少契机来自出人意料的因缘际会？仁静遇到了那个愿意画她的男人，画她的脸、她的手、她的侧影、她的一颦一笑……最后，那个人开始画她的身体。仁静一边贡献着自己一边开始学习画画，那是她在贵州的山沟里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她从男人的宠爱中发现了自己的天分，那时候，她不知道她的天分究竟在于少女身材的曼妙还是她真的有潜质成为和他一样的“艺术家”。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年，仁静从少女变成少妇和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拒绝过那个有着和她一样沉静目光的小女孩，她曾经多么想拒绝带她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她不可能有合法的父亲。然而最终没有能够阻止，就像她不能阻止那个男人对她的控制和占有一样。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孕妇，他在10个月中的全部作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

　　以后，仁静得到了一笔钱。节俭着用，够她和孩子维持一年；那一年，孩子不到两岁，仁静刚满22。

　　23岁那年，仁静遇到了下一个男人。他们一起到了深圳。仁静一边上美术学校，一边照着国外的画册画一些赝品，男人拿去卖给附庸风雅的人，生计也不成问题。

　　是不是当一个有过“历史问题的女人”主动地告诉一个男人想和他结婚的时候，就是那个男人要逃跑的时候？仁静这么问我。我不知怎么回答。不管是不是规律吧，反正仁静的男人在这个时候抛下她走了，还带走了所有的钱。

　　27岁的仁静遇到了一个热爱旅行的德国人，老到可以做孩子的爷爷，但是，仁静觉得他善良，于是跟着他来了丽江，做了酒吧，安定下来。德国人一年来两次，总是在丽江最美的春天和秋季。这时候的仁静已经不关心他们的下场将会如何。她记住并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靠自己赚钱，并且把自己赚来的钱看住了，别让别人拿走。

　　仁静把她的故事讲完了，顺手拍拍自己胯上的荷包。她笑起来，笑得那么自在：“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把我的钱拿走，可我还是没有安全感。可能是被卷怕了吧？”她的眼光非常通透，逼得我不能不说些什么。我小声说：“仁静，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刚才的动作。”的确，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腰上，午夜梦回也忍不住用手去摸一摸那些存折或者信用卡是不是硬硬的还在，而她自己分明也知道即使这些活命的本钱都在也不能让她安下心来。这是不是有些凄凉？

　　那天和仁静告别，心里多少有些空落落的。当你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了解了一个人，而你了解到的事实和你想象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时候，听的人通常会比说的人还要手足无措。

　　仁静一直送我，送到我住的酒店大门口。也许是因为我们终于分享了一段经历和共享了一种心情，两个人都有些不自然。她忽然伸出双手按住我的肩膀：“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不知道。不过，没有天灾人祸，每年至少来一次。”我的肩膀渐渐被她温暖起来。

　　“下次再来，住在我家。”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一个陌生人有时候是可以让人放心地吐露心事的，因为萍水相逢，人与人之间少有戒备。互相了解又怎么样？反正今生今世也许永不再见，安全是绝对的。可是陌生人一旦变成了常常可以见面的知己，那自在的氛围还能保持多少？

　　一年多以后，当我再次站在仁静的酒吧门外，她的惊讶和突然而至的、除了我别人几乎不能感觉到的紧张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我不可能和仁静住在一起，就像我永远不可能真正走进她最深邃的内心底里一样。

　　我们拥抱对方，她的长发越过我的肩膀覆盖我的脖颈：“你果然回来了。”她用潮湿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接着，她放开我，用双手盖住隆起的腹部，“我又要做妈妈了。”

　　仁静是在我离开丽江之后的冬季正式结婚的，和那个一年来两次的德国人。没有人知道她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成了一个男人的新娘。德国人留在仁静身边三个月，他走后，她渐渐变成一个行动有些迟缓的孕妇。

　　我们之间的一切被坐在油画架子前面冥想的灰头发男人尽收眼底。仁静拉着我的手走到他面前，幸福地歪着头：“这是我丈夫，这是安顿。”

　　男人的微笑里透着安逸和宽厚，他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才和我握手，他用中国话说“你好”。他真的很老了。也许只有像他那么年老的男人才会笑得那么与世无争和从容不迫。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仍然每天在仁静的酒吧坐到夕阳西沉，她也仍然会常常坐在我的对面，织一条宽而且长的羊毛披肩。但我们很少说什么。彼此看一眼，也是会心地一笑。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一辈子要讲的故事都讲完了。

　　分别的时候，是仁静和灰头发男人一起送我回酒店。仁静挽着我的胳膊，一边走一边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们谁也不了解谁的过去，我们有文化和民族的差异。这样对我们来说反而很好。”丽江的月光下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仁静的言外之意，那是她一个多星期以来的担忧。大概这也就是所有“有历史问题”的女人最担心的——被一个一起生活的人一览无余有时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这个夏季，我仍然在一个中午到仁静的酒吧去看望她。她在店里，长发变成了小男孩一样的短发。她照样拥抱我，指着她给客人准备的流行图书给我看。我的书占据了木头书架上最显赫的位置，一共七本。那天我们没有讲到任何关于我们自己的话。她找来黑色的粗签字笔，兴高采烈地让我在每一本书上写下名字和“送给仁静的酒吧”。

　　酒吧楼上传来孩子咿咿呀呀的叫声，仁静一边叫酒吧的小服务员上楼照看孩子一边送我出门。我指着隔了一条小溪水等我的旅伴对仁静说“不要送”，仁静微笑了：“你看你们多好。”

　　走过小桥，我来到同伴身边。回过头仍然看见仁静站在店门口。那一刻，她的眼光带领我回到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眼光里埋藏着深深的、我自以为只有我能看明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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