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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倒转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春天。美丽的京杭大运河畔，我跟着母亲挖野菜。我的童年时代，母亲美丽、端庄。清澈晶亮的眼眸；细腻柔韧的皮肤；比父亲稍高的身材；脑后挽着乌云般的发髻；虽然因贫困穿着“土气”的衣服，但依然显示出一个乡村妇女的坚韧、朴素、秀气和端庄。母亲一边给我讲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一边搜寻着杂草丛里“荠菜”、“芙芙秧”之类能下锅的野菜。突然，母亲哇哇呕吐起来。早晨吃的是棉籽仁，母亲可能吃多了，中毒了。她蹲在地上，猛烈地吐着，两眼流泪，口角流涎。我吓得直哭，惊恐地喊着：“妈妈！妈妈！……”过了会儿，母亲缓过气来，说：“不要紧。”她扶着我的肩，走到大运河边，捧起清澈的河水洗了把脸，又漱了口，就带着我继续挖起野菜来。
已经断粮多天了。政府救济的那点口粮是玉米、山芋干、木薯干和胡萝卜。稀饭里下些木薯干或者胡萝卜，煮好后，母亲很少吃。总是先把父亲的碗里装满了，再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和我的碗里装满。对我们说：“你们少吃点儿，爸爸还要干活。”其实母亲也要到生产队里干很重的农活。大姐比我懂事，把碗里的胡萝卜让给母亲，母亲却又夹回给大姐。母亲总是把野菜和榆树叶多吃些，然后半饥不饱地去干活。
冬天。北风呼叫，腹中无食，衣着单薄，在寒风中颤栗，忍受着凛冽北风和狂虐大雪细嚼慢咽般地啃啮。雪真大啊！扯絮般地大朵大朵地飘落。水瓶腰般粗的楝枣树都冻死了。母亲怕大雪把低矮的土墙茅草屋压塌了，站在凳子上把屋上的雪往下扒，我们帮着她。然后她去雪地里的草堆上扯草回来生火给我们取暖。母亲把我冻红的脚握在手中放在火边烤着暖着。我和哥哥第二天还要上学，没有棉鞋，母亲怕我们冻伤了脚，找来麻绳，搓出棉条，就在火盆边，用整夜的工夫给哥哥和我编织“毛窝子”。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先穿上了“新棉鞋”，可母亲的手却磨出了血泡，眼窝也黑了。
时钟倒转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读高中的我，正是长身体“吃壮饭”的时候，饥饿怨鬼般地死缠着我。国家供应的“返销粮”仍很有限。为了多吃几天，不至于没到月底就吃完了。母亲把白面、大米换成玉米和山芋干，这样数量上可以多一些。我在离家十来公里的公社中学走读，但每天中午在校用铝盒蒸饭吃，母亲总是留点儿米给我，让我带到学校，和山芋干一起蒸吃。不管怎样省着吃，返销粮总是不到月底就告磬了。但母亲总有办法，她再把布票拿一两丈到县城去偷偷卖了，换些米给我。也有的时候是把鸡蛋拿去卖了，买来山芋干或是大米给我。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我的舅家是一个有文化而商业气息又非常浓厚的家庭，这对母亲的熏陶使她比一般乡村妇女显得更有识见。她非常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文化有出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她都支持我读书。那时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可母亲却常对我说：“好好读书。”
母亲似乎知道我在学校吃不饱，每天下午放学回来，她总要在锅里给我留一点饭：一块菜饼，几个熟山芋，或者是一块玉米饼。
时钟倒转到一九七八年。
深秋。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终于接到了苏北一家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最高兴的就是母亲了！尽管她不识字，但她把那张通知书拿在手里看来看去，不舍释手。看了会儿又叫我念给她听。那是计划经济时代，江苏那一年的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一，那一张纸就意味着我从此可以跳出农门，成为吃“皇粮”的人了。而且，在我们家族，几代人中才出了第一个！母亲那些天一直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后来她就张罗着为我缝制了崭新的被子，为我买了件新棉袄，买了双新解放鞋。让父亲找木匠为我钉了一个木箱子——杉木的，散发着木香——母亲说放东西用得着。临走，不知她从哪儿还给我弄来了三十斤粮票。说：“到了外面，妈够不着疼你。你一定要把肚子吃饱。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家什么都能将就，在外面就不行了。”临走，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不知是高兴的还是儿子要远离自己，泪花儿挂在她的面颊，第一次离开母亲，我也流泪了。
二零零零年。
九月上旬。我儿子考取了南开。那天我在县城大运河宾馆摆了几桌酒席，酬谢亲戚朋友和孩子的老师。我把母亲和父亲都请了去。他们格外开心，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年母亲和父亲都七十岁了。岁月染白了他们的头发，人生的风雨剥蚀了母亲的美丽父亲的风采，但母亲腰板依然挺直，走路依然稳健不用拐杖。那时父亲身体也很好。老人们的晚年，能看到下一代有出息，似乎就是它们的最大享受。母亲把孙子拉过去，像当年对我一样嘱咐他：“在外面要好好学习，不许贪玩。想家了，就往家里打电话。啊？”儿子一一点头答应。母亲还掏出钱来给我儿子。儿子望着我，却不接。母亲就望我生气。我只得叫儿子收下：“拿着吧，将来工作了，别忘了奶奶！”
二零零三年三月。
一个星期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亲。时间间隔可能久了，到家后，母亲习惯地喊着我的乳名，笑着问：“你想孩子吗？”我答：“当然想啊！”两个孩子，女儿在南京工作，儿子寒假后返校也已经一个多月。母亲笑着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哦，你也知道想孩子？”我连忙编了一套工作忙之类的谎话哄母亲，母亲却当了真。理解地说：“哦，工作忙，妈不怪你，但要常往家打电话。”我乖乖地点点头。母亲又问：“钓鱼杆带回来了吗？去钓条鱼来，妈烧给你吃，你爱吃红烧鱼。”父亲承包了村里一个几亩地大的鱼塘，就在老屋后面。我打开包，拿出带给父亲的烟酒给母亲的奶粉芝麻糊什么的；再整理好钓竿，然后拿只小凳子去到塘边。母亲也端条小凳子坐我旁边，她用水拌玉米面，再攥成团子，给我打窝；她边看着我钓鱼，边和我说着话儿。母亲说：“以后再来家看我和你爸，就空手来，别花钱。孩子读大学，不容易的。”不一会儿，钓到了一条二斤来重的草鱼。母亲高兴地拿回家去。说：“继续钓，再钓到就属于你的了”。
温和的春阳照耀着乡村，原野；和煦的春风吹到身上暖洋洋的。水里的鱼儿快活地打着漩儿。望着母亲离去的身影。想到母亲刚才说的话，我心想：母亲，您总是想着儿女，可我们对您的养育之恩，对您的慈爱，哪能报答于万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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