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朋友苏菲来信了，内容还是关于她和她的画师丈夫于贝尔的日常生活。

　　于贝尔和苏菲都在保险公司工作，收入都不高。两人租下了巴黎市区边缘靠近土耳其移民聚居地的一处小公寓。苏菲给我看过他们的家庭装修照片，彩色的墙壁和很少的家具。那时的苏菲指着放在窗边的一只五斗橱上的第一个抽屉对我说：“我们的钱就放在这里，谁需要谁就自己拿来用。”我问了不合时宜的问题：“那么谁的需要更多？谁去拿钱的次数更多？”苏菲微笑着，一脸幸福地说是于贝尔。

　　于贝尔喜欢画油画，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画师并且能以此给苏菲带来舒适的物质生活。

　　对于贝尔的这个爱好，苏菲全力支持，而且，她坚定地认为这并不是在单纯地支持一个她爱的男人，而是在支持一个和爱人共建的家庭。她说“于贝尔好了，我们就好了”，好像解释给我听，也好像在安抚自己。

　　即使在艺术之都巴黎，学习油画的消耗品依然是贵的，他们的大部分生活必需之外的收入悉数用在了这里。于贝尔常常背着画具去卢浮宫、去塞纳河畔，苏菲有时候带一瓶白水和自制的三明治陪同，有时候不得不留在家里应付家务——他们没有请小时工，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这一次的信中，苏菲告诉我，于贝尔辞职做画师了，从给人画像开始，收入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但是“很快就会好的”，而她才在不久前悄悄地堕了胎，因为“不能让孩子分走了于贝尔学画的钱”，而且，她相信“这没有什么”，只要想要并且有能力承担，“孩子以后还可以有很多”。

　　苏菲的信让我想起当年陪伴她逛街的情景。我们邂逅了一件漂亮的皮大衣，苏菲穿上身来，我们都很惊奇，那衣服仿佛是她的皮肤一般与她珠联璧合，我舍不得让她脱下来，她自己也舍不得放手。但最终，苏菲把她的“另一层皮肤”交还给售货员。走出店门，苏菲握着我的手说：“不能买啊，那是于贝尔三个月的颜料钱。”我说了更加不合时宜的话：“于贝尔如果看见你穿这件衣服，也许宁肯不画画也会给你买下来，他也许会希望他的女人这么漂亮地陪伴他只看电视不画画。”那一刻的苏菲也是一脸幸福地说：“他会的，但我根本不会告诉他世界上有这么一件衣服。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为了我的一个小欲望而牺牲他的快乐。”

　　“那么你的看着自己美丽起来的快乐呢，苏菲？”我越发不合时宜地问。苏菲越发一脸幸福地回答我：“我看见我的牺牲能成全他的快乐，让他靠近他的理想，我就特别幸福。”

　　三年过去了，苏菲一如既往地在她的来信中讲述着“牺牲的幸福”，她隐匿了很多类似皮大衣那样的小欲望，于贝尔至今没有机会为这些欲望的从生到灭而感动，因此，他也至今没有机会奉献一些类似的牺牲来得到那种“牺牲的幸福”。而苏菲在我的心里，像一株渐渐成长的树一样，长成了一个爱到悲壮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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