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黑暗的、充斥着香烟味道的接待室里。国喜宾馆（音译）卡拉OK厅的女老板斜躺在一个沙发上。有人向她要化妆品，有人在调整胸罩和腰带。刘双眼无神地盯着大屏幕，屏幕上一个黑发飘飘的年轻妇女在用广东话唱一首关于遥远地方的情人的歌曲。

　　　 卡拉OK厅的女老板知道，这些歌厅小姐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等待上，等待初到这个沙滩上棕榈树遍布的海南旅游胜地的游客。对于美国人来说，海南最出名的莫过于2001年中美飞机在此相撞。在中国，这个岛屿作为妓女的天堂而闻名。

　　　 一个客户来了，要一个单间，女孩子们的精神头儿也一下来了。“妈妈”选中了刘和另外两个女子，她们俩穿着紧身黑短裤和长筒袜，紧张地站在顾客面前接受检查。他的检查决定了今夜谁将身无分文地回家，谁能通过唱歌、喝酒、调情、搂搂抱抱挣25个美元。他也可能给125美元，请她们到他住的宾馆发生性行为。刘在1000英里外的老家做售货员，两个月也挣不到这个数。

　　　 刘，这里只提及她的姓，和国喜宾馆的其他人一道，是中国性产业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性产业虽然技术上不合法，但是在城市里已经成了公开且无处不在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通过征税获得了大笔钱财。据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人权报告估计，大约有1000万人参与这项活动。

　　　 这里的产业通常是小规模进行的，是经济转轨的产物。赔钱的国企关门，让成千上万的人下岗。女人———现在男人数目也在增加———离开贫穷落后的家乡，到外资涌入、财富聚集的沿海地区从事性产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和她的同伴是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粗糙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这些妓女为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人民大学性学教授潘绥铭说。

　　　 但是她们和中国社会一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卫生部官员称，性产业成了性病迅速传播的主要渠道。官方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淋病、梅毒等的感染者每年递增30％。专家说这个数字是低的，因为许多病人选择私人诊所，不向当局报告。有数据显示，1.2亿人携带乙肝病毒，至少100万人携带能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

　　　 有些国家———出名的有泰国和荷兰———政府已经承认当地性产业的规模，并且制定了针对妓女的鼓励使用避孕套的计划。在中国，对于曾以消灭卖淫嫖娼为荣的执政党来说，这一产业的繁荣是件令人非常恼火的事情。

　　　 在地方，性产业造成贪污腐败。按摩院、美容院和卡拉 O K厅的妓女都要给“老鸨”、出租司机甚至带客人来的导游交费。

　　　 在一些宾馆，服务人员通常会以这样的问题来提醒男性客人，“你孤身一人吗？”从一封电子邮件可以看出，有一个叫缘和（音译）的公司专门给在北京、上海、沈阳等主要城市的外交人员和商人牵线搭桥。

　　　 24岁的潘在高楼林立、熙熙攘攘的深圳蝴蝶俱乐部工作，她说她放弃了读大学的希望，从西部城市重庆出来做妓女，这样他年幼的弟弟可以继续上学。她现在每个月给家里寄300美元。她告诉父母自己做服务员。

　　　 “在中国，女儿不那么重要，”她说，“儿子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出来找工作，我的弟弟没法继续上学。”

　　　 3年前，刘在中国中部的湖北省丹阳市的一家国有商场工作，月收入50美元。和众多国企一样，商场在赔钱。当私人控制了商场后，开始裁员，其中包括刘。刘的父母曾经在国有商业企业中工作，收入稳定，现在背上了债务。

　　　 那时候刘23岁，跟着一个已经在深圳工作的朋友去做销售。深圳靠近香港，许多香港人为了节省开支移居到那里。刘做销售工作，一个月收入100美元，是在老家收入的两倍。她和朋友合住一个小房子，分享一张小床，租金是每个月50美元，吃饭和交通费用要花去40美元，她勉勉强强能够生活，有时候要借朋友的钱。

　　　 去年年初，她决定换工作。她的一个远房姐姐在海南做女招待，她给她打了电话。

　　　 海南把自己定位为居家旅游的目的地和会议场馆。但一到日落，年轻女子就开始聚集在沙滩上。刘说她清楚地知道女招待是件什么样的工作。在这儿，她至少相信不会碰到任何老家的熟人，不会忍受被父母知道后的耻辱。“如果他们知道了，会把我赶出家门的，”她说。

　　　 一开始，刘和堂姐在一个歌厅里工作，但那个歌厅档次不高，小费不多。两个月后，她跳槽到了国喜宾馆，一个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客人经常光顾的高档宾馆。几个星期后，她说，有一个人邀请她去他的房间。

　　　 刘每个月挣400美元。给家里寄50美元，她可以轻松地攒下些钱，还可以到市场买那些凸现身材的衣服。她买来化妆品放在起居室一张矮矮的桌子上。她和堂姐，还有一个来自湖北的警官每人出90美元的房租。在她们的客厅里有一台彩电。

　　　 刘计划攒些钱回湖北老家开花店。或许明年。

　　　 “这是我真实的生活，”她说。电视里，一个女人在用广东话唱错误的爱情。只要斑驳的阳光不再从客厅的窗户里照进来，她就要去俱乐部等待。“我只想挣些钱，然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