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读一些从美国回来的文化人写的随笔，里面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美国文学艺术之所以在当代一蹶不振，大的背景是越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再也没有多少让人们群情激奋的“够量级”事情发生了，最轰动的事不过是女权、同性恋和绿党……我当时就很好奇，并夹杂了一丝赞同：“女权”算什么玩意儿呀？美国人就是活太舒服了瞎“得瑟”，拿着屁大一点儿的尊严不依不饶。后来看有文章写王安忆出国，跟一帮外国女同志（也就是外国女的，不是同性恋）座谈，人家问你们中国女同志最希望干嘛？王说最希望在家歇着，因为中国女同志又干活儿又管家，太辛苦。外国女同志就不理解，说她们在家可都呆腻了，想出去干活。这才连带着考证出那里的社会惯例，迄今仍是男女同工不同酬，而且还相当普遍。敢情娜拉打从易卜生的书里出走了以后，混到今天也还是不怎么样。难怪一些有心人要把性别尊严强调成天大的事。

　　当然，什么事一旦进入到着魔，甚至变本加厉，就会让人觉得搞怪。保罗·莫里西1971年完成的《女人解放》，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三个女人，家境有好有不好，性情有怪有不怪，都异乎寻常地开始逆反男人，投身到了“女权”的洪流。从此，她们无论做什么古怪变态的事，都有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前提。可是事到最后，她们发现自己操控的现实却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初衷，生活越来越向人呈现出跟理想面目全非的一面。富家女凯蒂如愿以偿，当上了好莱坞明星，可她发现自己在狗仔队眼里，已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角色；领导人杰琪用女权组织的钱，去买前“美国先生”的性服务，结果因为迷恋对方，怀上了对方的孩子，做上了单亲妈妈；赫莉倒是摆脱了男人，可她成了一个酒鬼……

　　“我受伤了，我站不起来了。”这是影片结尾导演通过凯蒂之口，给“女权”运动所做的一个讥诮刻毒的总结。刻毒背后，隐藏的却是更深沉的关注。老实说，保罗·莫里西在1971年拍这种对美国社会“主旋律”的揶揄影片，是要冒挺大风险的。但好在欧美，这种逆时代风潮而上、却又不腐朽的艺术家，总是层出不穷，令人为之一振。这又绝不是国内那些个悲壮的“第N代”导演、作家们所能比的了。

　　其实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外资进入和域外文化的侵入，性别歧视在国内也渐渐地露出苗头：女的找工作难，女大学生毕业后去求职，还有可能遇见形形色色的麻烦。只不过这些话题太重，再加上若干时尚女子浮浅嚣张，没多少人愿意真花心思关注这事。而文学和电影，正变得在种种借口、压力的掩护下，坚定地剔除灵魂，回避良知与社会责任。这种时候回忆回忆鬼子里的有识之士当年是怎么做的，实在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