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女：你要么赚钱 要么还我自由

　　几乎与任方告别婚姻的同一个时间，已经成为上海人的李时敏“离婚”了。她的婚姻在事实上维持了6年。

　　李时敏在湖南大学读工科，在7年前到上海工作，并且闪电式地与一个当地人结婚。“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李时敏与丈夫住在徐汇区的弄堂老房子里。在这个充斥着国际商业文化标志的城市，她并不介意能否住在中心区堂皇但价格骇人的高楼，但一开始住进来，她就感觉自己的作息与周遭格格不入。李总是每天干到夜晚10点才回家，而做教师的丈夫则是经常在6点回，于是亲戚和隔壁的人们开始提醒她的公公婆婆注意。“我觉得进了家门，整个世界的步伐就慢了下来一样。”

　　李时敏的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她的公司是最早把北美的部分行政业务转移到上海的外商之一。在她工作的大办公室外，年轻的项目经理们走马观花地转换，外籍上司则不停地抱怨中国人对薪水的要求水涨船高。“当时我想，我这样的职位，基本上到25岁就会被认为是年龄偏老了，”李说，“更年轻的女孩子在外面排着队呢”。

　　为了达到和那些项目经理们一样的位置，李在婚后第三年进入了一家在中国正处于开拓期的消费品公司。这一年，她的丈夫开始向她抱怨学校的同事已经买了小车，而几乎所有公司同事看上去都在争取在数年之内成为部门经理。很快，李跟品牌经理开始全国性的出差，回弄堂的时间越来越少。

　　两年后，李时敏成为了总公司品牌专员中最忙碌的一个。在上海，讲英语的上司乐意跟她喝咖啡，在外地，她与地方经销商们的谈判总是游刃有余。“我很快发现，上海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它的户口。”李时敏回忆说，有一次回家，丈夫有意无意地谈起买车，以及生孩子的家庭计划时，精疲力尽的她冷冷地、半认真回答：要么你也多赚钱，要么就还我自由；最好是一年内让我知道你的选择。

　　李时敏察觉她挑衅了丈夫强烈的自尊心，但没有及时地道歉。逐渐地，这对夫妻的爱情淡化为亲情，亲情淡化为可有可无，性生活也彻底地消失。去年初，李与别人合伙办了一个贸易公司，正式搬离了弄堂，与合伙人住在了一起。

　　“我现在就像个真正的独身女子那样过我自己的生活”，李在陆家嘴的一家西餐厅对记者说，“没有家务，没有孩子在那里哭闹，我能把自己最重要的目标达成。没有人会在意我与谁在一起。春天就在这里，对不对？”

　　在全球化，全国化的商业圈子里，家庭难以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紧凑。中国正在经历着最强调自我的一代，空前的就业与成就压力不但使商业团队们难以融入长久的职员，还磨去了他们的耐心与忠诚。自我随时随地自由发展的动力超越了婚姻的责任，尤其是女人们，越来越敢于走出婚姻，这一趋势在上海尤为明显。2004年，上海60%以上的离婚案由女方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