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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前日出炉。这份由宁皖等地数所高校的教授学者评选出来的榜单,评出了年度好诗榜、庸诗榜、最佳诗集、诗歌批评家和最具贡献人物等。当红影星汤唯因出演王佳芝获选年度“诗性人物”。(《齐鲁晚报》1月27日)
尽管,该诗歌排行榜这样高度评价汤唯——2007年,李安和汤唯成功地借助性与暴力,塑造了王佳芝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革命女性形象。促使世人重新思考革命,思考民族、爱与性等复杂的重要命题……但笔者还是没从汤唯以及她塑造的王佳芝身上品味出“诗性”来,也没有引发我的诗性。
既然与“诗”相关,“诗性人物”就不能缺乏“诗意”。然而,汤唯及其所饰演的女性角色,或者是具有娱乐层面的“激情”,但如何能与诗情画意挂上钩呢?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作为电影艺术诠释的一种手段,“裸戏”有其别具一格的特殊价值,但仅此而已——固然不是色情的,但却一定不会是“诗性”的。为这种极端的欲望展现手段,扯上“诗歌与民族”的微言大义,实在是不伦不类、荒谬之极。
什么才是“诗性人物”呢?或许,1000个人有1000种答案。但基于诗意,基于文化传统,基于道德和伦理,“诗性人物”大抵应该是这样的女性——譬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譬如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譬如白居易诗歌中的“琵琶女”,譬如戴望舒《雨巷》中那“像丁香花一般绽放的女子”。而汤唯呢?不能否认,她是一个成功的演员,一个如日中天的明星,但却没有“君子好逑”的诗性。
一场裸戏,一部电影,让汤唯火了,红了。没成想,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和教授们的“关注”,居然将之推上了年度诗歌榜上。其实,明眼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借助汤唯的名气炒作而已,提高诗歌榜的知名度,“拉大旗作虎皮”。
这种做法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搜索了一下,2006年度的“诗性人物”中,居然还有萨达姆,同样也有“艺术化”的评价——萨达姆的诗性,不仅在于他的命运和他的题为《解脱》的绝笔诗作,更是在于自由摧毁着极权和一个民族在暴政解体后的混乱与解放中所激荡出的巨大悲剧。”既然萨达姆都能入选,汤唯当选就没什么好奇怪的。由此来看,我们没必要把“汤唯当选诗性人物”当回事,毕竟只是个“噱头”而已。甚至可以预见到,未来的2008年度评选中,谁更红、谁更有知名度,“诗性人物”就会颁给谁。问题在于,中国诗歌已经到了靠炒作和噱头来招徕人气的程度了?这是诗歌的悲哀、诗人的悲哀,还是大众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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