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近照)

    张玉芬，是媒体记者多年前给起的一个化名，她一度被国内媒体称之为“二奶杀手”、“婚外情的克星”、“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创始人”等绰号。数年来，这两个称谓不时出现在各种媒体中，其间嘲笑与赞赏、叫好与谩骂、关注与非议、合法与非法的争论交织相悖，令人幻真幻疑，难分难解……

    采访动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自我救赎，帮助政府承担一部分暂时未及涉及的领域。张玉芬，作为一种“民间力量”的代表人物，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3年4月她在西安创办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属商务调查公司的性质），在该信息服务公司招牌的掩护下，她延续着几年来一直从事的“女子侦探所”的活动。由于该“侦探所”游离于法律边缘，加之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公司成立了不到一年，便被迫自我注销。

    那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张玉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目前她在做些什么？她将何去何从？带着诸多疑问以及对这一“民间力量”的关注，近日，在记者的约请下，张玉芬出现在西安南门某宾馆大堂里。

    背景回放：从1997年起，囿于自身婚姻的不幸，加上对婚外情的无比憎恨，张玉芬从最初追踪丈夫的婚外情开始，渐渐走上了帮助其她姐妹“抓奸”的道路。起初一直单打独斗的她，到了2002年底，门下已聚集了13位45岁左右的老姐妹，她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幸的婚姻经历。据张玉芬告诉记者，“13位姐妹中，短短不到四年，已先后有8人去世，大多是因为承受不起感情的伤累”。（是真是假我们无法证实，因为她拒绝向记者引见其她的姐妹接受采访）

    2002年底，由于诸媒体的大力介入，遂加速了“女子侦探所”的成立。2003年初，为了获得所需“侦探”费用的合理性，张玉芬正式向工商部门递交了申请，以期注册成立专门调查婚外情的私家侦探所。然而由于媒体的密切关注和注册条款没有明确的规定，侦探所没能注册成功。2003年4月，张玉芬联合几位姐妹转而成立了“西安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信息服务公司“合法”招牌的掩护下，侦探所大张旗鼓地开展起工作，为那些受到伤害的妻子寻找丈夫“包二奶”的丑恶证据，一时间引发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张玉芬一时间被誉为“二奶杀手”、“婚外情的克星”、“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创始人”等绰号，俨然成为了一名英雄式人物。

    然而她们的取证设备却简陋得可怜，连张玉芬自己描述起来都觉得好笑，一、二百元廉价的傻瓜相机，所拍照片模糊不清；百十来元的随身听，随时都有可能“罢工”；以及一架近似儿童玩具的望远镜。她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接受过侦察方面的训练，为了节省话费，大多人手里拿着单向收费的小灵通，“如果进入通信盲区，我们几个轮番接力跟踪的人就相互失去了联系，事先的跟踪计划便成了泡影，让‘猎物’跑丢了的事经常发生。” 大侦探张玉芬自嘲式地哈哈大笑。

    到了 2004年2月17日，被国内媒体爆炒了大半年的“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突然宣布申请注销，原因是侦探所陷入经济危机，每个月侦探所的创始人张玉芬都得在税务报表上填写“本月无收入”字样。至此，一度沸沸扬扬，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宣告寿终正寝。“二奶杀手”张玉芬又一次被媒体团团围住，有媒体以醒目的“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已于2月17日正式终止对婚外情的调查工作”为题作了报道。

    战略转移：然而两年后的今天，记者从张玉芬处了解到，“女子侦探所”从未停止过行动，只是从最初的地下浮上地面，又从地面转入地下，仿佛像一场战略大转移。“只要‘二奶’存在一天，我就会继续抓下去，我要杀开一条血路，让‘包二奶’者和‘二奶’们闻风丧胆，无处躲藏。” 张玉芬如是说。采访中，张玉芬接到侦探姐妹打来的一个电话，只听她在电话中吩咐对方在某处架一个DV等事宜。

    关于如何收费问题，张玉芬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现在不再像从前了，起初是完全出于同仇敌忾，不但免费，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积蓄。但从2003年开始，谁要委托我取证，就要先预付一定的交通费用，不够了再向她要，最终所有票据实报实销。”

    在4月27日晚22：30分的另一次电话采访中，张玉芬真情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她正是靠着给别人寻找“包二奶”的证据为生，如果不这样，她都不敢想带着孩子能生活到今天。“交通费是个伸缩性很强的费用，不靠它我支撑不到现在。”她说南方的私人侦探很吃香，一些公安、税务人员下来都干这行，“仅拍一段有价值的录像，一把就给10万。”据她向记者坦诚，现在西安的侦探业务她很少接手，“钱要多了没人愿意掏，要少了连生活都顾不住，西安这方面的消费水平很低，也就几千块钱，干起来很不值，即便接了案子一般我自己也很少出马，收取一部分佣金，交给别人去做。”她说她时常会接些南方的案子，带几个男侦探去那边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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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探私密：据张玉芬自己介绍，1976年她与丈夫在长安区插队时相识相恋，6年后两人喜结良缘，共同渡过了近10余年的平静生活。1995年前后，她忽然发现丈夫时常夜不归宿，起初她以为丈夫工作繁忙，并没有太过在意。然而有一天丈夫对她说：“我在外面有人了，咱俩离婚吧！我听后如五雷轰顶”，这让她始料未及。“我苦口婆心地劝过他，让他回心转意，单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而且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竟是我曾经接济和帮助过的人，这让我气愤不已。”为了得到丈夫在外“包二奶”的证据，她开始苦苦跟踪丈夫，决心要给这对“狗男女”还以颜色，要以重婚罪让丈夫受到应有的惩罚。

    经过半年多的日夜跟踪守候，张玉芬将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然而是否真有此事，记者在采访中也只能是听张玉芬的一面之词，因为我们无法与其丈夫取得联系。正如她先后十次在法庭上举证丈夫犯有重婚罪，十次遭到法院驳回一样，法院认为她所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丈夫有姘居行为，但无法证明为重婚。

    张玉芬告诉记者，十年来，她丈夫的住所因她的穷追不舍，先后被迫搬了5次，即便如此，每一次搬迁仍逃不脱她这位大侦探的视野。张玉芬一边穷追取证，一边不断地上诉各级法院，控告丈夫犯有重婚罪。 2003年7月13日，就张玉芬所提供的证据，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院认为：“从张玉芬对录音内容的整理来看，此录音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且该录音未通过合法程序取得”。2004年3月，张玉芬再次找到丈夫和“二奶”的新住址，她拿着丈夫的照片让周围的邻居们辨认，并录下了与邻居们的谈话。8月，张玉芬将这个寻求证据的过程制作成光盘，与起诉书一同递交给省高院立案庭，这是她第十次状告丈夫犯有重婚罪。

    经过审查，省高院正式予以立案。后经一年的法庭调查，2005年8月，省高院送达了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理由是她“因提供不出丈夫重婚的证据，原审驳回起诉是正确的。”满怀期望的一年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讲述十次起诉失败的经历，张玉芬表现出万般的无奈。

    您的十次状告丈夫犯有重婚罪，十次不被法庭认可，而您又不断向媒体述说他的重婚行为，您不认为，您的丈夫因此遭受到比您更大的精神伤害，因为几乎所有媒体都是众口一词，借您的口在谴责他的“包二奶”行为？

    张玉芬对记者的这番意想不到的询问表现得有些愠怒：“你的意思是我没事找事？”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记者说：我只是担心您丈夫告您诽谤。

    张玉芬回答说：“他还有脸告我诽谤？你看着，我不告倒他绝不罢休”。

    事实上，张玉芬承认自己一直在躲避丈夫的多次离婚诉讼，“如果同意和他离了婚，我还拿什么来告他重婚，十年来我受尽了磨难，就这么饶了他，放在谁身上也不会心甘的。”说这番话时，张玉芬咬牙切齿。她对记者说：“陕西的法院很保守，这事要是放在南方，早就判他入狱了。我曾咨询过南方的律师，他们说我所收集的证据完完全全符合重婚罪，没什么好说的。”叹了口气后她接着说，“第十次状告他重婚罪失败后，我也曾有过放弃再告下去的想法，请了律师和他谈，让他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就和他离婚算了，但他不肯赔偿，说没钱，那我就只好豁出这下半辈子……如果他早早补偿了我的经济损失，就不会有这十次官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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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梦难圆：说到对未来的打算，张玉芬眼神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她告诉记者，她正在筹划办一所“情感避难收养所”，收养那些无家可归、无行为能力的人。还想办一间“婚姻诊所”，为婚姻把脉。但这些设想目前受制于缺乏资金，她拿出自己的存折让记者看，她与儿子两人每月的低保收入加在一起仅有300元。另外，张玉芬认为明年可能会成为她顺利的一年，因为明年她就到了正式退休的年龄，可以办理正式退休手续，吃低保德日子将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历史。

    张玉芬承认，基于自己眼下的资金匮乏，想成立这所那所显然困难重重，目前她完全寄希望于某人能向她提供10或5万元的注册资金，“一旦注册成功，我就能申请国际慈善组织的资金援助，我与香港的慈善组织某某会取得过联系，他们说我还没有成立，无法给与援助。如果这两所办起一所，接下来我就再办一所全国性的养老院，这是纯赢利的机构，用养老院的收入填补‘情感避难收养所’和‘婚姻诊所’的亏缺。”说这番话时，张玉芬显得意气风发。

    所谓“婚姻诊所”，张玉芬的解释是，给予那些受婚姻困扰的女人以心理辅导，她自认自己是过来人，有着足够的“不幸经历”来辅导她们。“心理医生大多是纸上谈兵，根本不了解受害妇女的真实心理，他们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结合她自身的经历，她奉劝已婚妇女，“婚后首先要掌握家庭财产的主导权，没有经济一切都是空的，最终吃亏的还是女人”。

    在这方面，张玉芬曾有一句著名的“名言”：“面对婚姻，女人必须握紧她们的私房钱”。

    记者手记：

    采访张玉芬时听她自豪地说，她刚从北京接受完凤凰卫视“一虎一谈”节目归来。但与之交谈后，却让记者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多年来在为寻找丈夫犯“重婚罪”证据的道路上，耗费了她大量的精力和年华，以至心理、举止变得异常的神经质。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每一个面前路过的人以及记者的细微举动，都会使她流露出高度的警觉，双手下意识地不时伸入挎包中摸索着什么，身体不停歇地来回转动，显得坐立不安，特别是对话时，她表现的思维混乱，言不由衷，时常以答非所问的情绪化语言“针砭时弊”。

    在整个采访中，张玉芬骄傲告诉记者，她曾以虚假的保险调查员的身份，从医院搞出某检察官为“情妇”签下的手术单，证明其为“包二奶”；通过某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弄出“情夫情妇以夫妻名义”购房的按揭合同，证实其为“重婚罪”，并多次指名道姓告诉记者，某某工会主席被他抓过；某某校长“包二奶”的证据现在还捏在她的手里等等……这种以违法、不讲求职业道德的手段“替天行道”，不亚于以暴治暴的丛林法则。

    我们无意、无权训斥被采访者，但我们从事的职业更应具备道德义务，而不是跟风炒作。社会须要民间力量，但民间力量更需要自我完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而不是放任自流，任自为之。必须承认，我们身边的民间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我们身边的民间力量，其低门槛和纯粹公益的性质，往往出现容易延续难，在只出不进的经济压力面前，极易导致某些民间力量的扭曲和蜕变，与当初的美好初衷擦肩而过，甚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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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渺渺

(责任编辑：付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