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评介我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她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
的要角。她的祖母李经（王寿）(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在朝四
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她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和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的对我姊姊有所影响。
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
我的大伯父早逝，二伯父大我父亲十七岁；他们是我的第一位祖母朱芷芗所生。第二位祖母边粹玉并无生育。第三位祖母(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生了我父亲及两位姑姑；但大姑姑早年在杭州病故。我祖父一九○三年去世时，二伯父二十四岁，我父亲才七岁，姑姑两岁。
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祖父去世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祖母省俭度日，二伯父也不尚奢华。三祖母一九一二年去世后，家里仍残留着封建习俗与家规。长兄如父，长嫂若母，我父母婚后与他们同住自然觉得很拘束；我母亲因而常常回娘家解闷。
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借口。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张志潭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如此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一九二三年，我姑姑和我们一起，由上海搬到了天津。
我母亲思想开明，是旧社会的进步女性
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母亲对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亲二十八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由此也可看出我母亲的果敢和坚决。姊姊在《童言无忌》里说：
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而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姊姊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所以我有记忆的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姊姊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姊姊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姊姊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姊姊和我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我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姊姊一个，我也一个。当时我们都还小，保姆照顾我们也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回想母亲自国外给我们寄衣服和玩具这件事，我才了解她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无奈!
姊姊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了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姊姊在《私语》里的这段描写，如今我是完全不记得了。只有“多病”这件事，一直是记得的；因为多病，她能吃的我不能吃，她能做的我不能做。我从小在姊姊心目中的份量，从她这段描写就很清楚的确定了。此后的人生进展，细节尽管曲曲折折，形貌变化多端，但我的生命基调和方向，无非也就如姊姊描写的那般，虚弱无奈地活了大半辈子。
姊姊并未写出我们搬离天津的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姊姊八岁，我七岁。
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姊姊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虽然姊姊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一九二八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母亲坚持送我们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我母亲决定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挽救她的婚姻。既然我父亲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认为这个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她是个母亲，当然想念儿女，想回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姊姊和我都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父母亲都没有正式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育，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但我母亲去英国游学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我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她回国后，为了这个问题和父亲争吵多次，我父亲就是不答应。
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后来我父亲没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了，不再凡事听从父亲的意见，坚决要送姊姊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姊姊在《必也正名乎》里提到这一段：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过了不久，我父母就离婚了。姊姊和我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我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我姊姊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我父亲负担。
回复到天津时期：只有佣人和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那时姊姊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姊姊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