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里她自己编制了一份报纸副刊
那几年中，我记得姊姊一到寒假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和新年卡片。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非常专注、细心，不许我在旁边吵她。我知道她总是把自认最满意的圣诞卡拿去姑姑家，请姑姑代为寄给我母亲。
姊姊就读黄氏小学后，继续在学校学弹钢琴。后来还曾特别到一个白俄老师家学钢琴，一周一次。但是我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姊姊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后来姊姊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寒假，她仿照当时报纸副刊的形式，自己裁纸和写作，编写了一张以我家的一些杂事作内容的副刊，还配上了一些插图。我父亲看了很高兴，有亲戚朋友来就拿给他们看。
“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得意地说。
亲戚朋友当然也夸奖了姊姊的创作才华。
姊姊读高一那年，我才读小学五年级。
一九三四年，我姊姊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我父亲这才答应让我到学校去上学。因为在家跟私塾先生学了一些根柢，我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个学校不如圣玛莉亚女中那么高级。
不久，我父亲再婚。我们这个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又开始纷扰起来了。
我父亲看出这个女儿有创作的天分
我父亲虽有不良的嗜好，但也很爱看书。他的书房里有中国古典文学，也有西洋小说。姊姊在家的时候，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感想。父亲鼓励她做诗、写作；他那时也已看出这个女儿有文学创作的天分。姊姊在他指导之下，也真的写了一些旧诗。有几首父亲很满意的，亲友来访他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姊姊写《后母的心》，后母读了很感动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期间，和我姊姊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那年放暑假，姊姊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我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在书房看到姊姊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姊姊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划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后母看完也很感动，认为姊姊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我姊姊会写文章。其实我姊姊完全为了习作，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讨好她的用意。我父亲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为了使后母高兴，也就随声附和，未加点破。在我父亲的立场，当然也希望后母与我们保持亲切友善的关系。不过我觉得，我们与后母只是保持着一种表面的礼貌，心里的鸿沟是很难消除的。姊姊的性格，是属于内向型的，不会随便说些巴结后母的话。
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一九三七年夏天，姊姊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后来我才听说，我母亲为了姊姊出国留学的事，一九三六年特地回上海来了。她托人约我父亲谈判姊姊出国的问题，父亲却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我姊姊自己向父亲提出的。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我后母的冷嘲热讽。我姊姊受伤最深的就是她在《私语》中写后母骂我母亲的话：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日军攻击闸北，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我舅舅家那时刚从芜湖搬回来，住在淮海中路的伟达饭店，母亲也住在那里，就派人来把我姊姊接过去，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
后来姊姊回家来了。她走的时候虽让我父亲知道，却没跟后母说一声。她一回来，后母就开骂，打了她一巴掌。姊姊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姊姊要打她，上楼去告状。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我姊姊一阵拳打脚踢，把我姊姊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幸亏我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去把他拉开，姊姊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他打我姊姊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姊姊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我父亲已下令那两个门房不准开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何干偷偷打电话去我舅舅家，第二天我舅舅和我姑姑来为我姊姊说情，顺便再提让我姊姊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我后母又在一旁冷言热语的，我父亲和我姑姑一来一往都不善罢干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我姑姑的眼镜被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我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老女仆何干的忠告扭转了姊姊的一生
我姑姑和舅舅走后，姊姊就被软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那段日子，我也不大敢到她房里去看她。因为我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我姊姊走出门。
姊姊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我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我姊姊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得病一天天严重。姊姊后来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我父亲帮她打针医治。
原来何干见我姊姊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我姊姊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我后母的注意，偷偷的告诉我父亲，并明确表明我父亲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我父亲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
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我姊姊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姊姊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姊姊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写出姊姊漏写的这一段，并不是为我父亲辩白；事实上他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不得不采取挽救的措施。但何干给我父亲的忠告，是真正地立了一大功。如果没有何干这个关键性建言，中国的文坛也许就没有“张爱玲”了。
在英文《大美晚报》发表被禁及出逃的经过
我知道姊姊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但不敢去告诉父亲。一九三八年初，将近旧历年的时候，我姊姊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地逃走了。何干受她的连累，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我家，回皖北养老去了。
过没多久，姊姊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发表。编辑还替她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我父亲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我姊姊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我姊姊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一九四四年我姊姊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我父亲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我姊姊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姊姊是远东区第一名
姊姊投奔母亲，增加母亲的经济负担，但母亲仍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姊姊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据说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我姊姊发奋图强，考了个远东区第一名。但是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一九三九年才改入香港大学。
母亲碍于离婚协议她不能带我姊姊出国。一九三六年她回上海争取我姊姊到英国读书，一方面是为我姊姊教育着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这机会把我姊姊带在身边。这个希望后来破灭了。
以前母亲回国来，我姊姊要去姑姑家看她，而我总是被父亲和后母拉住，不许去。我为此哭闹过很多次，他们还是不让我去。一九三八年初姊姊逃走后，我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那年放暑假，我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我母亲和姊姊，希望留在她们那里住下来。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姊姊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姊姊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她们相继出走，都没有再回头
一九四八年我从无锡回到上海，又去看我母亲。那时我父亲及后母已沦落到搬至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了。我劝母亲回上海来定居，找一个房子，把姊姊也接过来同住，以后我回上海也可有个安身之处。母亲淡漠地说：“上海的环静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我当时认为这个理由很勉强，很想问她是否在国外有了要好的男友或准备在国外再婚?但又觉得这样问很不礼貌，也就没说出口。哪晓得那时她心爱的男友已经死于战火了呢?又哪晓得不久后我母亲真的又出国了；那次的见面，竟是永诀!
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