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张越，是在半边天栏目的机房里，她正在修改将要播出的节目。她的坐姿非常豪迈，一只脚高高地翘起来搭在桌子上。问张越的第一个问题是她在上学期间有没有记忆深刻的高兴或是悲伤的事情，张越笑笑，停顿几秒后说：“我是一个没什么新闻和故事的人，也不是什么明星，所以没多少大家爱听的故事，我跟你一样，是一个记者。大学学中文是因为自己喜欢写东西，毕业理所当然就被分去当了老师，开始不愿意当，不过后来当上了，感觉也不错，工作一段时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给电视台写剧本，慢慢又开始做上了主持人，基本经历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失语促动再一次提升
1995年起，张越一直是《半边天》栏目的主持人，其中在《半边天》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张越主动把节目停了，“虽然这期间我也有过厌烦或想改变的念头，但是节目做不好，我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看看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只有自己摆脱了这种不好的状态，创作的激情才不会消失。我觉得之前三年里做的东西自己越来越不喜欢了，电视节目做起来常常容易离生活中的人特别远，做着做着就特别空。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在做概念了，当我意识到这点时，马上把节目停了。不过节目虽然停了，我也没想过换地儿，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换哪儿也是白搭。”
那段时间的张越，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自己在节目里说了什么不知道，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心里空空的。她对生活失去了最真切的感受，最急于想表达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了。在节目停播的两年里，张越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否定过程，否定了原来的一些思维方式，否定了以往的一些做派，否定了以前的一些成绩。直到今天，张越也一直在否定，她相信只有不断的自我否定，才能督促自己不断前进。
在这两年里，张越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激情，她一边看看书、和朋友聊聊天，一边不断在想自己对什么有感觉。当她重新开始过上一种和不同的人交往，看不同人生活的日子时，她又有了对别人的事牵肠挂肚、同喜同悲，有了想要去了解他们、看看他们怎么了的感觉。感觉来了，张越再次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有东西要表达和有文章要写了，她重新开始在节目里说话。
身体闲散 脑子乱转 经济拮据
在停节目的两年里，张越过着身体闲散、脑子乱转和经济拮据的日子：“其实一般的主持人是不愿意停自己的节目的，甚至是请一段时间的假都不敢，就怕回来就没了自己的位置。当时，我还不算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节目一停，收入自然就没有了，我很感激我们节目的制片人，她依然发给我基本工资，而且当我说不想再做这个节目时，她让我停下来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样的节目，这已经是一个领导能给予的最大自由。”
节目刚停的时候，有人问张越的同事：“她不做节目，要做什么呀？”同事回答：“她在家躺着睡觉呢。”“那她吃什么呢？”“喝棒子面粥，人家乐意，你管得着吗？”各种各样的议论也来了：“别看张越起来的多火啊，现在也不行了，回去窝起来了，张越不行了。”就算不行了，张越也不想再做那个让自己觉得丢人的节目了。
靠基本工资是不能生活的，以前在报纸上开专栏，张越都想不起收稿费。而那段时间，她开始拼命地想谁欠自己钱，把所有欠自己钱的人都想起来了，然后就去收账，收完拿着一摞信封回来就跟朋友说：“走，我请吃饭。”
内心和善的鹰派主持人
节目中的张越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无所顾忌，比嘉宾还夸张。她坦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所谓的主持人仪态问题。除了不是专业主持人出身，没有经过仪态和表情的训练以外，更是因为她想让观众看到自己最真实和真诚的表达。“摄像机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也许我在生活中表演可能蒙得到对方，但却永远不可能蒙到摄像机，摄像机能照出一个人是真还是假，即使你面带微笑、非常和蔼深情、款款道来，但是你的眼神一定会出卖你。所以我如果在观众面前演，摄像机会无情的把我的虚假暴露出来。同样，一个主持人做节目时，想的不是节目而是自己的一颦一笑，更在乎的是自己说话好听不好听，装扮漂亮不漂亮，外型惹不惹人喜欢，那她对节目的创作肯定是带有杂念的，节目肯定完蛋。”
张越说话很快，语气简洁果断，语言中零碎也很少。单从语言表达方式来看，她并不属于亲切温和的类型，所以在刚做节目的那几年，有人说张越咄咄逼人，是典型的鹰派主持人。“如何做到让观众在承认你很有个性、反应果断和表达准确的同时，还不觉得你是一个严厉的人，那就是做到内心和善。必须对采访对象从心底和善，从心里在乎她，对她有兴趣，关注她的处境，真心地想和她聊。在她特别难和伤感的时候，我也会和她一起难受，在她说到开心事时，我也为她高兴，如果自己内心真正是这样的状态，那自然也会流露到脸上。”
每日自省找回快乐
自省对于张越来说很重要，她每天都要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张越一直认为自己的节目也是一个自省的节目，每一个人在节目里，都开始梳理自己，这些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节目中，张越会明确告诉嘉宾，如果她想通过这个节目找到工作，找到结婚对象或打赢官司，那是不太可能的。这个节目和张越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她们把以前没想清楚的事，都好好想一想，理清楚情绪，看看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快乐。一个人只有在整理清楚自己的情绪以后，心里才能轻松，才可以更好地往前走。而且其他一些状况相似的人在看了节目后，同样也能得到点启发、安慰和力量，这样她们在梳理自己的同时还能帮到别人，这也是张越认为自己的节目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不能因为反正有人找自己干活，反正干完能有钱拿，至于活的质量如何，创作状态好不好，对创作负不负责，那自己都可以不管了。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有一双眼睛是能看着自己往哪里走的：“这双眼睛就是自省，一个人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自己要监督自己。要是一个人活得没人看着，别人不知道，法律管不着，自己就可以什么脏念头都有，什么脏事都可以悄悄干，那这个人就完了。”
悲惨是令人厌恶的字眼
张越很不希望她节目里的嘉宾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很悲惨或困苦的，这也是她特别厌恶的字眼。事实上说到苦，每个人都活的很苦、很难，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活的卑微或是所谓高高在上的人，谁的内心世界都会有特别艰难和挣扎的一面。所以没有必要让嘉宾坐在那里向人哭诉自己有多惨或是多苦，以此博取别人同情，撕开别人的伤口，这是张越很厌恶做的事情。
有一期张越访谈讲诉的一位经历坎坷的女性，她的母亲被姐姐的前夫杀死，她姐姐因此疯掉。于是她自己只身进入长白山追凶，前后长达7年。在嘉宾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张越自始至终也没有问她会不会觉得悲惨，而且在嘉宾的娓娓道来中，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她命运的悲惨，而是她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后的那份坚强和豁达。节目的最后，嘉宾说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我之所以来做这个节目，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善待生活。”
节目细节大于形式
张越一直以来的想法都是节目形式一定要朴素，不能妨碍内容。在内容上，她很下功夫，剧组同事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现在，她感觉这点不但做到了，甚至还有点过。特别是时间一长，节目在内容饱满的同时显得形式又有点过于单一了，她又开始担心这种过于朴素的形式会不符合大众的收视心理，也许应该让节目看上去更漂亮点。
张越在跟嘉宾交谈时从来不问大问题，只问细节。细节在她看来是最重要，也最能表达和刻画一个人性格和形象的东西。她自己的节目也是要通过这一个个人来解读今天的生活和社会。学文学的张越在刻画每个细节时，都想要表达点什么。至于观众用什么来形容这种细节，那也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无所谓恰不恰当。
张越的生活里有一半时间在路上，节目里的嘉宾天南海北哪儿的都有，要到嘉宾生活的环境中做节目，主持人也就必须哪儿都去。出差的日子对于张越来说很累，但也很快乐。节目组的人都是在一起好几年的老伙伴了，大家都由最初的工作伙伴变成了现在家人般亲近的人。除了上班，张越都会呆在家里，她的生活非常简单，吃饭、睡觉，再就是看看书或光盘、收拾收拾屋子以及和朋友聊聊天。
从小就是故事大王
张越从小就被看作是个古怪、不合群的孩子，她非常爱看小说，上世纪70年代初儿童读物特别少，在那个极其贫乏单调的时代，生活方式也非常单一、枯燥，大部分小孩的娱乐就是在外面追跑打闹、到处野。这时，爱看书又没的看的张越只好偷家长的书看，即使家长的书都是成人读物，是一些小孩子看不懂、也理解不了的东西，张越都能从中领略到生活中所没有的刺激和绚丽。
“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读《红楼梦》了，甚至在读完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贾宝玉是男的还是女的。看到用来形容贾宝玉的都是‘他’，而且别人都叫他‘宝哥哥’，就想肯定是男的。可是一到描述他的长相就是什么梳着一根大辫子，辫子上还绑着很多珠子，穿的还是红色、绿色的缎子裤，这些打扮又明明是女的，因为只有女的才能梳辫子，而且我们那时女的都只穿黑色或蓝色的衣服，他还穿红的，那必然就是女的。而且我一直把林黛玉的‘黛’念成‘熏鱼’的‘熏’，就这样我不但读完了《红楼梦》。那时一些竖版繁体字的外国书我也读，比如《基督山恩仇记》和一些国外的剧本，《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一些侦探故事，是被我当做恐怖故事看完的。”
张越不但爱看书，还爱给别的小孩讲书里的故事，那时，小孩子们没有一个像她看这么多书，有这么多故事的。其实张越都是在自己半懂不懂的情况下，每次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这些故事，就这样，她还讲完好些世界名著。同学和邻居小孩的家长都跑来找张越的妈妈，说：“你们家孩子思想太复杂了。”然后回去跟他们的孩子说：“你们别跟那个叫张越的小孩玩，她的思想太复杂了。”大人们都认为张越已经早熟到什么都懂的地步，是个很恐怖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