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伊始，《时尚健康》（男士版）打破时尚类刊物千篇一律以美女为封面的陈规，选用国内当红男明星无上装照片为封面，据说说服这些男明星出镜便颇费周折，甚至有男明星被指以裸照挽回人气而成为娱乐新闻版的头条。尽管此前也偶有以俊男为封面的刊物，但如此大胆之尺度，却是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时尚健康》这一举动，必将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载入史册。

　　“无上装”、“消费男人”、“贡献上半身”……出现在《时尚健康》上的这些词汇，不是在为八卦报纸提供炒作的谈资（尽管确实是八卦报纸绝佳的炒作素材），《时尚健康》的风行，实际上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的重构：男性中心社会（androcentric society）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女权主义（feminism）正向主流话语圈扩张。在男性中心观念下，女性永远只能是男性的性对象，为男性所把玩、观赏，以美色悦人只是女性屈辱的义务，而如今，男性健硕的身体也被无数女性的目光所公开审视，不论是纯粹审美的，还是充满欲望的。在《时尚健康》那里，女性通过对“看”与“被看”身份的颠覆，得以确认其主体身份。

　　有人仿“女色”一词，称此为“男色”文化，男色文化大行其道的背后，是当下中国日益崛起的女性权力。一是社会经济权力，二是社会文化权力。

　　男性之所以能够成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愿意成为女性消费、审视的对象，当然是建立在女性充盈的经济能力基础上的。精明的商家，自然不会放弃任何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机会。于是饭店里是帅哥侍者，发屋里是俊男发型师，健身房里是酷男教练……在香港，竟然有某款女性内衣广告选择陈小春为代言人！这一切正是为迎合女性消费者应运而生。女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已不再是遭漠视的弱势群体。

　　或以为，东方女性天性含蓄内敛，并没有消费男色的欲望。然而，现代生理学研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实，男女在性欲望和性能力上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有证据表明女性性欲强于男性。正是社会文化在性问题上针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将性愚昧和性无知视为女性纯洁的标志，要求女性压抑自身的性欲望，并内化为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才导致了女性的服从、被动。女权主义认为，这并非男女生理性别（sex）差异直接导致的结果，而是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对女性潜能压抑和束缚后塑造成的社会性别（gender）。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于1950年出版了后来成为人类学经典著作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揭示新几内亚三个相邻原始部落截然不同的性别角色规范：第一个阿拉佩什部落男女性别角色没有差异，均顺从合作，没有攻击性，符合我们社会定义的女性气质；第二个蒙杜古马部落则符合我们的男性气质，男女均残忍好斗、性欲旺盛；而第三个德昌布利部落虽男女有别，却是女性占主导（包括在性活动中），男性则依赖性强，爱打扮，多愁善感。这足以证明，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特征都是社会文化塑造的。

　　孟子云：“食色，性也”，欣赏美的身体是人的天性，而非男性的专权，女性同样也有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消费男色的权力。性欲望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只要没有伤害他人，便是合理的欲求。关键是使性欲望有一个合理合法的宣泄渠道。根据安全阈理论，这种因素若没有宣泄渠道而逐渐积累到某种程度，将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而女性性欲望在媒体的张扬和表达，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文化开始认同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力，另一方面也为之提供了适度的宣泄渠道。娱乐明星成为大众的性幻想的指向，某种程度上就是起了这种安全阈的作用。

　　恩格斯在《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中预言将来终有一天，“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里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雪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这所谓“白天或夜里所做的事情”，想必对于任何年满18周岁的成年男女都无需解释便可明白。德国工人们会习惯，那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