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教授的经历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这位学者是获得“马丁奖”(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国际最高奖)的国内第一人，在2002年入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1989年，张北川身边有一位已经认识十几年的老知识分子，一位大学老师，同性恋的身份暴露了，很多科室的老师都对他展开批判。当时，只要是年轻的男研究生和他接触也被说成是同性恋。这种压力让这位老教师几乎自杀。就因为这件事张北川开始留意到这个问题。

　　“还记得1980年年初，一位1943届的皮肤科老医生说，中国世纪末性病一定会大流行，要我们好好学。当时觉得这太惊世骇俗了。”但是，张北川现在认为这个预言虽不中，亦不远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北川就在学校里开“性学讲座”，社会大众都一致认为同性恋是一个道德问题。1993年，他在电台上做性的讲座，开始不断地收到信件，那段时间，每天要花3个小时来回信。

　　1997年，张北川有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向他询问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然后决定捐款，做一本杂志。接下来，张北川四处找专家、医生支持，1998年年初，开始办这本叫做“朋友通信”的同性恋者自己的杂志。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明确指出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而28年前，美国心理学协会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病手册中取消了。

　　张北川提到这个人群的时候忧心忡忡，“同性恋不仅仅是一个人群。这个群体大概有3000万人，加上与他们直接关联的妻儿老小，就有上亿人了。这难道是我们可以回避的吗？”

　　刚开始创办的时候，他们是在反对一种非常落后的东西，当时有专家竟然说“同性恋是国外传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说法现在很少了——“现在，我们不再反映痛苦，而是建立新的快乐健康的生活方式。”办这本同性恋者杂志，张北川们是出于医生的责任感。在此过程中，来自10个不同专业的众多专家都为他们提供了支持，还带头捐款。甚至，卫生部也提供了不少支持和保护。问题是，各种牵制实在太多了。《联合早报》等一些国际性媒体对张北川进行过报道，就有人说他给中国形象抹黑，还给他设置了很多障碍。而另一位长年工作在抗艾滋第一线的老教授高耀洁遭罪更多，子女都因为她而失去工作。河南有一位女医生因为披露了当时艾滋病的调查情况，被开除公职，被迫出国。误解一直存在，因为张北川呼吁正面对待同性恋，还有信件对他进行性骚扰。“但这些都不会干扰我。曾经有官员给我找麻烦，我当面就说：‘我的心理素质很好，我不怕。’是的，时代在进步，历史不会因为狗叫而停下来，我们做的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工作。”

　　这位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医生说，好奇是因为无知，无知导致偏见。不尊重对方就是一种歧视。他们不接纳、不理解、不愿意去理解。“我听过很多恶毒的侮辱咒骂。”张北川这么说。

　　而人们没有意识到，满足生理、心理、伦理的三重标准的性就是健康的性，使人愉悦的性、使之生活得更好更积极，而且与疾病无关的性就是健康的性，这都与性取向无关。大家越是对性的认识有偏差和不理解，就越是需要引导大家走向真正健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