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的九月，我搬到了这个村落——胜利油田师专体育系。当时我们班23个孩子就一个是油田子弟，其他全是地方委培的农村孩子，管一帮地方孩子的班主任鞠老师，就被其他说着油田普通话的老师们戏称为村长，他从不反对，总是整天乐哈哈的，除了上课就和我们打牌、做游戏。培养着我们的情趣，充实着我们的生活。

　　当时村长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当然现在还是大那么多，今年我而立，估计他立了得5年了。记得才入学时，我们同学之间彼此陌生，谁也不理谁，都拼命地思念远方的朋友，回忆高中时的生活，不是给邮局创收就是找别系的同学。虽然当时并不漂亮的校园比我们母校要好的多，可我们看哪儿也不顺眼，就连播音室每天下午传出的歌声，觉着也不如家乡的驴叫来的亲切，尤其听见当时疯传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首歌，思念之情尤甚有时还眼泪汪汪的。鞠老师默默地看着一切，同时也努力地调合著土腥气和石油味。磨和了一两个月，我们身上什么味也没有了，彼此熟悉适应，互相早打的火热。听广饶同学大著舌头说话也很顺耳；利津同学说了请客不请我们也能理解（有时也骂他们是利津嘴子）；至于垦利和东营区的同学，就像河口区的一样，能说土话普通话（不标准）且说话算话且大方。才开始都同班主任玩后来就各有各的玩伴，我想当时的鞠老肯定有媒婆的感觉。

　　我们几个总喜欢同他玩，因为他总能说出些新鲜事，而且他包里有花不完的钱，总能请我们客，因此我们能经常吃上小炒红烧豆腐和土豆丝。记得当时扑克是打升级，远不如现在的‘刮风’好玩，他却总能同我们玩的忘记吃饭，那时他还没结婚，也是到处混饭吃，索性就和我们在一起。玩过了饭点，饿了他就问谁去买，边问边歪着身子从红色运动裤口袋中往外掏黑色的皮夹。看打牌的就出俩个拿着缸子和钱去打饭，我们继续坐在实验台上升级。吃饭时我们从不谦让，小猪拱槽似的乱抢，不大会几个小炒和馒头就被一扫而光，过程中总能听见鞠老师说几遍，我真服了你们这一帮。其实他不服，他也很能抢。这种夸奖应改成我真服了我们这一帮。看上去他大大咧咧的，其实心很细，皮夹中的毛票总是折成1块块地放在一起。一看皮夹他根本不像这么大方的。

　　我和河口老乡花子（昵称，真名劳顺芝）玩心很大，周六回家没有正点回去过，开始我们总说出了车祸误了点，他还关心几句。后来他就说你俩别回家了，车快让你们撞没了。再后来我们迟到后，他就先说：“怎么，又出车祸了？”我们低头挨着，脑海里萦绕着低头前他脸上的坏笑和镜片后深不可测的眼睛和皱鼻子的习惯动作。他的普通话可得一甲，毕业后就没人再用普通话训我了，不是我不犯错误，只是领导和我老婆都不会说普通话。想来还真的挺留恋那些日子。

　　临近毕业时，鞠老师说我们很油了。已知道考不好试给老师送包烟弄个及格；申请出半价影票卖全价；有时还爬出院墙看录像，吵着让老板加片段。毕业饭我们没有吃出离愁别恨，都还抢的很欢。并且都吹的很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虽然如此，当时一想到别离眼睛也是发涩发干。毕业前夕，鞠老师和我们玩了个通宵，那时他的儿子浩浩（或许是这两个字）快一周岁了，鞠老师一个个把我们送走，中午还给我们买了馅饼吃。我想当时心情最差的或许是他，自己的村民走了、村庄没了，心里是何等的失落。我们毕业没多久鞠老师就跳槽了，现在我们的村长都成科长了。我知道他的眼睛和我们的校园曾记录着我们的成长和初恋，忧伤和快乐。

　　93年的元旦，我们是在一起过的，满桌子的水果和满教室的拉花。我们用吹塑纸剪出一个小猪头，后边是23颗红心，猪头上写着村长鞠波，后边的红心上依次写着村民代蔚红、徐延良……我们唱歌、欢呼，尽情的展示着自我，并互相祝福着。

　　十年，对时光老人而言仅是弹指一挥间，宇宙的无穷更显的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对于我们这些暂住或逗留的过客来讲生命中没有几个十年，我想十年里忘不掉的东西或许就忘不掉了，现在我总是想起我们的从前。大老爷们说想是否有点太那个，但我分明觉得有一个叫思念的东西时常打扰我，伸着长长触须，碰我从不尘封的记忆。记忆中有拉花、小猪头、23颗红心，小猪头上写着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