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90年代的孩子们长大后的首要任务，是进军内地市场。但香港的文化不是有无出现断层，而是断过几多次，还会再断几次的问题。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当时回内地旅游未算普及，我告诉我妈，打算跟朋友到广州逛几 天，也会去佛山看看。结果，我妈很认真地教训我：“你可以去日本旅行，也可以去英国旅游，但你是返中国，是‘回乡’。”我妈是在40年代中期来港居住的，小时从她和外婆口里听过很多关于广州的故事。

　　我敢肯定，当时在她眼中，这个孩子没有半点中国味，连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我们这些在50年代生于香港的一代，差不多完全没有接触内地的机会。我估计，曾几何时，他们也因为我们这一代没多少中国味，而担心文化传承的问题。可是，他们未有看到我们那一代成长的另一面。考进大学之后，在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时期，不少那一代的大学生都参加了“大补课”。那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而“认识中国”是个热门大题目。港英殖民地年代的中、小学课程尽量回避中国近代史，但当学生踏入大学校门，离开了旧有的束缚之后，当年参加那些迎接新生的活动时，便一定有思考中国这一活动环节。“认识中国”成为了大学生认识自我过程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那个年代的那一代人，他们是在殖民地的环境里重新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的孩子的经验刚好相反过来。在他们出生之前，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早就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概念，也作为一种实体——在他们的生命的开始就理所当然地存在。事实上，90年代的孩子比较之前一、两代的香港人更接近内地。我们那一代在七八十年代的“大补课”中可能学了很多党史，读了很多关于内地的书，更在内地走遍大江南北，四处旅游以了解风土人情，就是偏偏漏了学好普通话。毕竟，当时内地只是想象的题材，而不是现实生活所能接触的。现在，90年代的孩子是正规在学校课堂上学普通话的第一代。很多有关内地的事情，老早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乡或回内地观光是普罗大众的经验。他们比谁都更早地“武装”起来，更易于接近内地及其文化。

　　至于这是否表示90年代的孩子比谁都更有中国味，那又是另一回事。香港文化凡事利字当头。愈来愈多父母会督促子女学好普通话，愿意付出可观的金钱供子女在暑假到内地参加各种学习团(即结合学习、体验文化与观光的旅游团)，甚至一早为子女将来在内地发展的需要而作好准备，皆因“中国概念”愈来愈多人受落。他们接近内地，是因为基于很实际的考虑，是在香港与内地关系日趋更紧密的过程中，一种新的个人自我定位的结果。90年代的孩子们长大后的首要任务，是进军内地——更准确地说，是进军内地市场。

　　至于文化传承，则恐怕不是这一个类似“职业先修”的培育过程所特别重视的一部分。事实上，香港文化早已脱离了内地的体系，在漫长的“海外发展”的日子里，由于全面开放，中门大开，吸纳了来自其它系统的元素，自成一体。香港文化是混杂的、多元的、不可能还原为一种系统或传统的。所以，如果文化断层是一个问题，那香港的问题不是有无出现断层，而是断过之后还会再断几次。

　　与此同时，香港文化不断转型，随社会环境转变而变体。香港文化永远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谓“变幻原是永恒”，是香港的硬道理。因此，香港从来不是一个寻找传统的好地方。对于文化承传的忧虑，以前有过。但在忧虑未消之前，整个社会又经历了更大的转变。究竟要忧虑些什么，已变得模糊了。是为此而悲？还是为此而喜？

　　香港是一个现代进行式的社会，没有历史感之余，又不大喜欢计划未来。历史在这个地方，是以星期、月作为单位的。上个星期的事情，有时已经觉得很遥远。阔别香江两年的，不可能要求他认得路。对香港人来说，变是常规，停顿下来反而觉得是问题。近年香港人很努力地去整理香港文化，希望能画出一个较完整的图案，这尚且困难重重。要寻找传统之前的另一个传统，那就更加艰难了。

　　90年代的孩子跟之前的几代香港人一样，继续在这样混杂的环境里成长。继承香港的文化传统，他们只有继续以现代进行式的态度生活，继续面向前方。假如他们尝试回过头来，寻找历史、传统，结果恐怕只会发现：在香港，原来历史就是现在。（文/吕大乐 图／何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