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 1993年生　“明天我就要去拍广告了”

　　李博跟着爸爸妈妈来广州生活已经好几年了。他的家在广州的赤岗，那里现在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在他爸爸妈妈开的中药店里初见到他，一脸的腼腆，并不像他的姑姑给我们介绍时所说的那样活跃。直到我们要给他拍照，他一会儿摆出跳街舞的姿势，一会儿又装成黄飞鸿的样子，最后还拿出一个溜溜球来表演。他得意地说：“明天我就要去拍广告了，溜溜球的广告。”当明星是他的理想，像周星驰一样出名。但当他按要求拿起药秤做道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更适合继承父母的这份事业。妈妈告诉我们：“从去年暑假开始，他已经在店里帮忙给顾客抓药了。”而有感于平常有些外国人来店里买药，却没有人可以和他们沟通，李博已经想好要到美国去学习语言，目的就是为了帮爸爸把药都卖出去（采访／李思 图—马岭/新周刊）。

　　孔耀辉 1991年生　“喜欢上学因为可以见同学”

　　对13岁的孔耀辉来说，完全粤语环境的成长，令他似乎更接受普通话一些，他不喜欢英语，但认为在国际化的大环境里，英语会很重要。所以13岁年纪的他会生出无奈叹息，没想过出国，因为英语不好！

　　生长在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广州员村二小读六年级的孔耀辉，几乎不关注任何品牌，他也像所有广东小孩一样受较多香港文化影响，热爱港产片和周星驰。他羡慕班上成绩好的同学，因为自己从三年级起成绩就一落千丈。他不能想象将来，一想到如果升不了学，他就怕到遮住眼睛叫“救命”。当然也怕想将来能从事什么职业，现在就会维修单车、电器的他迷惑地说自己将来可能就干这个吧。

　　孔耀辉喜欢跟姐姐一起玩，因为姐姐疼他。平常他会跟同班同学王凯伦、王晓晖一起玩下棋，每次他都能大获全胜。至于下棋最好的另一个同学刘宇翔，就不敢和他下了。他不喜欢玩网络游戏，也不去网吧，这让父母觉得放心。他喜欢上学，因为“可以见同学”（采访／夏楠 图—阿灿／新周刊）。

　　不知迷惑的八年级 文／何立心（台北）

　　台湾几年前流行起一种称呼同一世代的名词：几年级生。90年代出生的孩子，正好是八年级生。

　　八年级孩子的自主意识，比起六年级（70年代生人）在同样岁数时有更明显成长。除了二分法的答案，还常出现“看情况、随我高兴”，甚至是辩论性的“没听过（京剧）怎么知道我喜不喜欢？”来挑战题目。

　　八年级的孩子同时面临新旧与中西文化冲击，似乎有点应接不暇，因此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才会优先被保留，例如电视明星和名牌球鞋；至于只有课本上才会教的名词（比如座右铭），有些人甚至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还答得理直气壮。

　　至于“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苦难日子”，有两名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228事件，看出近年来乡土教育的影子；但是半数以上的回答仍是答非所问，或是不知道、没有（有人答元旦，还有不止一个答“每一天”）。反观“最怕的事情”，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包括不喜欢吃的东西和念书等等。

　　看看四大发明的答案：一半的孩子写电灯、飞机。他们喜欢西式建筑的原因，还包括比较“浪漫”（类似的形容词，已经进入国中生脑中）。

　　八年级印象最深的品牌，几乎全是学生生活上最有机会接触的运动鞋，尤其是Nike。至于非外来的牌子则少之又少。但孩子其实未必知道哪些牌子是不是国货，应该是家庭生活以及同学所讨论使用的品牌，大多是进口商品的现况。

　　询问座右铭时有三分之一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有人竟然写“小丸子”、“暴力狂”是自己的座右铭！

　　不过当中仍要考虑问卷题目的文化差异性。以看图答题为例，图例并非台湾历史课程中重要一环，而问卷所选的图，有可能是以大陆教育体系为出发点，因此不能直接认定台北小孩的答案支离破碎，便是八年级文化断层的参考依据（简单说便是连六年级的笔者都对问卷上的某些图毫无印象，答题的孩子浑然不解便不值得惊讶了）。

　　马澄鉴（香港）1993年生　“暑假之后就会去英国上中学了”

　　从小，马澄鉴就学讲英文，可能他会讲英文比会讲中文还早。因为带大他的几个佣人都是菲律宾人。后来他上了国际学校，周围认识的小朋友里，外国小孩比中国小孩多很多。爸爸妈妈对他要求很严格，除了上学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每年放假还会带他去日本、加拿大去游学。现在他在家里和弟弟之间相处就是用英语交流。只是偶尔去见外婆家的亲戚时才不得不多讲两句中文。他最讨厌每次拜年的时候见到一大群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叔伯姨妈。所以一想到过完这个暑假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英国上学，他就特别兴奋（采访／魏静）。

　　黄莲恩（台北） 1994年生　“安亲班里还没认识到好朋友”

　　黄莲恩就读台北板桥国小四年十七班，家住台北县土城树林一带，父亲是忙碌的媒体工作者，母亲在县政府上班，还有两个在念托儿所的妹妹。

　　由于与妹妹的年纪差距较大（四五岁），两个妹妹还没上小学，没有功课压力又活泼好动，因此从莲恩身上，有时可以看到小姊姊失宠的落寞。功课压力明显可闻，台湾近年教改一改再改，孩子拿着作业簿苦恼的表情，常常可以在她的脸上看得到。

　　莲恩自从去年3月爸爸上班的地方搬家后，放学后都会去安亲班（就是有点类似补习班,但是主要是给小朋友放学后，一个帮家长照顾、教他们写功课的场所），差不多晚上六七点再由爸或妈接回家。她的生活圈里除了爸妈妹妹和学校外，又增加一个人际网络。

　　双薪家庭的家长工作都十分忙碌，因此孩子常常与电视作伴，莲恩和妹妹对于卡通人物多半能够如数家珍（采访/何立心 图由被访者提供）。

　　骨子里的地球人 文／魏静（香港）

　　曾经在一本香港杂志上读到过一次街头调查，采访了一班80年代出生的香港少年对70年代生人的看法。他们直接的形容令我这个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也觉得“汗颜”——我有他们说的那么OUT吗？而今天，采访一群生于90年代的小孩子，我真的觉得，我OUT了。

　　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当问到他们关于“孔融让梨”的故事时，他们都一口答道：“不知道。”然后我尝试着跟他们讲孔融为什么要把梨让给哥哥，他们却笑着说：“有什么好让的，如果是让了龙虾鱼翅鲍鱼还差不多。”

　　我选择了最洋化的马澄鉴作为案例，因为他最能代表香港小孩与内地小孩的区别。香港遗留的殖民地教育，特有的完善而且具有历史的国际学校体系，使一群家庭环境优越的孩子从小就具有了国际化的特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香港社会的阶级分化。

　　这是一群敢说敢做的孩子，可喜的是，我相信他们都会成为很优秀的人。但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并不在乎一些中国人应该保持的传统。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只是他们的名字，是父母给予的。而在他们的骨子里，他们只是地球人。

　　李军 1994年生“你知道为什么总是见不到我爸爸吗？”

　　读四年级的李军，父亲是职业水电维修员（现居新西兰），母亲待业在家。

　　李军和他的英语老师相处得像两姐弟。老师说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调皮捣乱，她生气地警告他：“我一个月都不理你了。”他马上乖乖地检讨，央着说：“不要嘛！”他在放学的路上拉着老师说：“你知道为什么总是见不到我爸爸吗？”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起爸爸飘洋过海的故事，说现在跟奶奶一起生活。他说他最羡慕的人是同班同学区伟业，但他最“看不起”的人也是区伟业，所以他经常欺负人家。看着他机灵的大眼睛，没有人可以小瞧这个小家伙将来的潜力，老师还说：“他的综合素质其实很好，不是那种高分低能的学生。可就是有时候想得太多了，有些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想法。”曾经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突然自言自语：“错的，不是这样的。有钱就什么都可以了。”（采访／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