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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了多少回了，写我妹妹安顿。可是一直写不成。

　　每次我让自己坐在电脑前面，就能看见她的脸。我总是想起很多我下班之后到她家接她回我母亲家的情景。我开着我的小破车，到了，看见她坐在马路牙子上，看书，抽烟。她把烟灭了，拿出随身带的一个破信封，有时候是一个破口袋或者一张纸，把烟蒂包在里面，放进书包里。她冲我笑：“你真快，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来了。”我们一路瞎聊天，到了母亲家，她一般是说：“我饿，有剩饭吗？”常常是在吃晚饭之前，她吃剩饭就已经吃饱了。母亲一边做晚饭一边抱怨：“要知道她吃剩的，我还做什么？！”

　　基本上，妹妹吃饱了剩饭就会趴在大床上睡觉，不管我儿子怎么吵闹，不管周围有谁在说多重要的话，她睡着了。因为她睡着了，我爸就制止我们聊天，我儿子就蹑手蹑脚地给她盖上一条毛毯。她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睡。我和父母谈论过每天晚饭之前、剩饭之后这场“昏天黑地”的睡。母亲很自豪，说“女儿回家了就是这样”；父亲很心疼，说“她总是熬夜，这样身体受不了”；只有我知道她的真实想法，她告诉我：“姐，我在妈家不能看影碟，影响你儿子写作业；不能写字，妈做的饭香得我魂不守舍。所以，要不就看书，要不就睡觉。我适当地调整了一下，夜里少睡，干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很安静，回到这儿，人多，干脆睡觉。”

　　在别人眼里，安顿可能挺出色的，做了9年记者，出版了10本书，李少红导演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十部电视电影已经完成了拍摄，导演霍建起根据她的另一部作品改编的电影《致无尽的莎士比亚》也正在拍摄过程中。但是在我这个姐姐眼里，很多时候，她是个孩子，保持了做学生时候的很多习惯。她的包里总是有书、有影碟、有笔和一个特别小的本子，当然，还会有一支口红。她说，长时间缺少睡眠的人，用一点口红显得有精神，书可以随时看，还可以写一点儿笔记，至于影碟，要是没人捣乱，有“合适的机会”，就“赶紧看”。

　　我是从2003年开始介入我妹妹的“工作”的。11月16日，李少红导演的“安顿系列电视电影”正式在昌平开机，我妹妹在这套剧集中扮演“安顿”，一个采访者，也就是她自己。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有时间，就陪着她到现场。后来，看到了不少媒体的报道，关于这个系列剧，关于安顿的作品，关于妹妹在现场的表现。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别人看到的一切与我看到的内容怎么那么不同？也许，因为我们是手足吧。

第一次看妹妹“演戏”，我偷偷地掉眼泪了

　　11月15日，剧组通知，“明天早晨安顿到北影化妆的时间是五点整，司机四点三十分准时来接”。

　　当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八点多，妹妹在参加她主持的“安顿论坛”北京网友的聚会。接下来，她有三件事要做：染头发——她原本最喜欢的一脑袋“红头发”被曾念平导演否定了，要变成黑色，跟化妆师“蘑菇”了半天，勉强同意她染成深褐色，她说她不习惯黑头发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跳出一根白的”。准备服装——因为是自己演自己，所以，剧组没有给她准备服装，导演给她“特权”，就是“原来采访的时候穿什么，在拍摄的过程中就穿什么”，只要风格和整体不太背离就行。看原著——直到还差8个小时就要实拍的时候，妹妹还没有看过最后定稿的剧本，她抱着她自己的书，瞪着眼睛说：“姐，你说，少红姐和曾哥哥怎么那么大胆子？他们不给我看剧本，就让我演，不怕我砸了？”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住在一起。还不到三点，她就不能睡了。她告诉我，这个系列剧很“神”，美术师到家里来给第一部戏《冯齐的忏悔》挑服装，在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衣服中，一下子就挑中了一件灰色的羊绒衫，居然正是当年她到山东潍坊采访这个原型时穿的那件。

　　11月16日时星期日，很冷，清晨更冷。一路上，她抱着一个大号的罐头瓶子，里面是很浓的茶水。妹妹喜欢这种瓶子，经常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瓶子，买黄桃罐头吃。她在生活上不是个细心的人，茶杯不知道丢了多少个，她心疼。最后，还是发现罐头瓶子最好，“丢了不心疼，本来也是废物利用，还能吃到水果，不用削皮、不用洗的水果，一举多得”，这是她一贯的“谬论”。

　　我真的没想到拍戏就这么开始了。这个“头脑空空”的家伙被拉进一间布好了灯光、支着摄影机的屋子，面对第一次见面的男主角。她还不知道她应该说什么啊。我坐在另一间屋子里等，替她担心。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管服装的小伙子过来跟我说：“大姐，第一场戏过了。”我真的很吃惊，怎么一个连台词都没看过的人能过关？

　　到了中午，我才看见妹妹一张脸红扑扑地过来找我要水喝，看上去，她特别高兴。她说：“真是太神奇了，我居然在这儿也能采访，以后不看剧本了，所有的故事都在我心里。”

　　现场换机位的时候，我有机会和李少红导演交谈。我也问了为什么不给安顿看剧本、不怕她“耽误大家的时间吗”这样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导演是这样告诉我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安顿采访的，她熟悉每一个过程，最了解人物的心情和状态，她只要把这个过程当成一次采访就足够了，不用表演，她这个角色，没有人能代替，她对这个过程的把握，就是我们要的状态。”

　　第一天的拍摄一直持续到晚上快八点多才结束，大家都很疲惫。这中间，妹妹一直没吃饭，也很少坐着。我能看见她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是站着。剧组的人对她很尊重，看见她，就会给她一个座位，她都特别客气地拒绝了。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动脑筋的时候，站着，不说话，也不动。我算了算，那天除了实拍她是坐着“采访”，其他的时间，她都是这样站着的，差不多有12个小时。12个小时之中，她喝完了两大瓶子茶水、一杯咖啡，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吃。我带的汉堡分发给了摄影师和其他剧组的人，问她，她说不能吃东西，一吃饱了就犯困。我不劝她，但是我很心疼。

　　在现场拍剧照的小伙子跟我说：“安顿是第一状态，也是最真实的状态。第一场采访的戏过去，李导和曾导给她鼓掌了，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进入采访状态的记者，很专业，也很特别。”小伙子说完了就离开了，我忍不住偷偷地掉眼泪。我想我和别人不同，别人看到的是妹妹的作品，而我看到的是她投入的过程，我知道她付出的真诚和劳动，我知道她的辛苦和勤奋。

　　当天夜里，我到搜狐的“安顿论坛”浏览，看见妹妹写的“触电日记——第一天”已经贴上去了，当时是深夜两点多。

第一次做编剧，妹妹胆战心惊，但结果却是柳暗花明

　　作为姐姐，我一直认为安顿是那种很少有不自信的时候的人，当然，在以往的生活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把不自信的时刻留给了自己，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她充满自信的样子。

　　我经常有机会在周末或者晚上去拍戏的现场，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我担心她的身体，比如她那个一如既往的“站着动脑筋”，比如她那个“不能吃东西”。我想我要是在，总是可以照顾她一些吧。

　　每次我到现场，都会听到导演表扬她。我还记得今年3月5日晚上，在新源里小区拍《绝对隐私》那部戏，“安顿”采访申军宜扮演的“周安”。当时，总制片李小婉和李少红导演都在，一看到我，少红导演就特别开心：“我们昨天拍安顿打字了，特别快，还特别漂亮！到时候你看看，你肯定觉得好。”这时候妹妹穿着短裙子、裹着军大衣晃晃悠悠地过来，正好听见，她说：“导演向着我，可怜我不会演戏，就总是鼓励。”她把导演叫做“少红姐”，她说真的是一个姐姐，因为这个姐姐对她好、心疼她。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她说的“心疼”是什么意思，直到她开始动手写最后一部戏《兄弟》的剧本，我才渐渐明白。

　　妹妹是那种可以用狂热来形容的电影发烧友。我家没有一个人跟这个行当有关，不知道她这种热爱是受了谁的影响。她在散文《天堂电影院》里面把看电影描述成一场一个人的旅行，说一个她这样的俗人一生的全部不过就是一场充满了聚散离合的电影。她看电影的“历史”很长，从最初母亲带着她进电影院到上中学时省下中午饭钱去买电影票，从有了出租录像带的小店到VCD再到后来的DVD5和今天的DVD9，她一直在想尽办法看电影。她收藏的影碟有5000多张，每个月，买书和买影碟是最大的开销。她是一家音像店的老主顾，为了奖励她，店主人给她特别的优惠，就是每个月替她留下当月的影碟，并且允许她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CD——免费的。她曾经以“安顿碟报”为名在不同的报纸开过介绍电影的专栏，现在，这个专栏改名为“安顿讲情感电影”，开回到《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北京科技报》。不管她有多少“任务”，这个专栏成了她最惦记的“作业”。我父亲很认真地替她收藏了全部有这个专栏的报纸，我们都觉得好看，更重要的是，这个专栏的存在，可以督促她不断地看、不断地想——虽然她其实已经不需要有人督促，这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就是因为看过太多的好电影，她一直不敢动手写剧本。当编剧是她的理想之一，但是，每次问她，她都说不能“轻举妄动”。

　　3月下旬，李少红导演在筹备《生死劫》的拍摄，曾念平导演还剩下最后一部戏，改编自妹妹的原作《你的肩是我一生的天》。当时，曾导和少红导演都觉得剧本需要调整，为此他们一直在沟通。在妹妹出差的前一天晚上，少红导演给她发短信息，说希望她能承担这部戏的编剧。正在吃饭的妹妹恐慌起来，说“坏事了”，接着，她特别搞笑地蜷缩在母亲的大床上，说“我不行了”，“吓也吓死了”。然后我们就看见她不停地给导演发信息。她跟母亲说：“妈，我不能写剧本，我还没准备好要写戏呢。我害怕。我没有师傅。这个我没学过。我不会。”那天她折腾了很长时间，想办法拒绝，这个过程中她还在跟我说：“我不说我害怕，少红姐会觉得我真没出息，可我害怕。”

　　到了子夜时分，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姐，我明天开始写剧本，名字暂时叫《兄弟》。我出差了，白天采访晚上写。随时给你看。”我当时问她导演是怎么说服她的，她说：“她忙，睡觉都没时间了，我写，让她能有时间睡一会儿。而且，她信任我。”我说：“你不害怕了？”妹妹说：“怕。怕也写了。”

　　接着，她到长沙采访。我不知道她怎么安排的时间，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一共出差4天，采访了四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在岳阳，完成了剧本的前半部。

　　我一直非常感谢李少红夫妇，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不知道妹妹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做编剧的理想。当我妹妹写完《兄弟》中第一个人物的讲述之后，迅速地发给了他们。当天晚上，妹妹把少红导演发给她的短信息给了我——“非常好！一上手就能到这个程度，你是天才！我们期待后面的故事。”那天夜里，我在妹妹的电子邮箱里看到少红导演给她写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事实证明用你是对的……你大概不知道你天生的能力，但是我有比较……你充满信心地写下去吧。”我也说同样的话，她就轻描淡写：“你们都是偏向我，想鼓励我，你们都‘护犊子’。”

　　回到北京，妹妹一边整理采访回来的素材，一边还在继续这个剧本。那段时间她很苦，母亲总是要求我在晚上给她送饭。她吃饭，我看剧本。她的电脑里存着各种版本的《兄弟》，分别都叫做《兄弟随时修改版》之1234567。我不敢说自己懂电影，但是，我喜欢她写的这个故事，这里面除了原作中的基本人物关系还存在之外，其他的一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更不知道比我小6岁的妹妹是怎么了解我这代人的青少年时代的，那些极有时代特色的语言和情境，让我感同身受。导演随时给妹妹打电话、写信，指点下面的情节。每次我听见他们说话，就觉得我妹妹那些影碟没有白看。少红导演说：“你知道《美国往事》的结构吧？要借鉴。”她就说：“懂了。”曾导说：“你看看《罗生门》那种感觉，那种叙事的结构。”她又说：“懂了。”

　　剧本全部完成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曾导开机了。一直闹着要去“看导演拍我自己写的戏”的妹妹却悄悄地到外地采访去了。和以往一样，我们保持着电子邮件的联系，但是，她从没有提到过《兄弟》。她回来之后，我在她的电脑桌面上看到“《兄弟》曾哥哥改正版”。我问她还想不想去看，她有点儿恍惚：“不敢去，连电话都没敢打。但是真想看啊。”

　　我经常能看到妹妹手机里保存的短信息，有很多是来自少红导演的，几乎都是鼓励她的话。我能看到她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合作伙伴。妹妹说：“她聪明，她说我好，我知道是为了让我不紧张，我知道我没那么好，但还是要留下来。被聪明人夸奖，是得意的事情。听见好话，人就会高兴，干活有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