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打工文学”，在一派风起云涌的喧嚣中浩浩荡荡地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后，今天似乎已归于沉寂。有人断言，它是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枝昙花，一株异卉，完成了“点缀”社会的历史使命之后，必然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其实不然。

　　“打工文学”在回归

　　《一剪梅》反映的是打工人的情感生活。风流倜傥的主人公丁东是由几千里之外的遥远小城来北京打工的“京漂一族”，他邂逅了小老乡——在歌厅当小姐的冬梅，她不仅有着与丁东女朋友雪梅形同姐妹的名字，而且还有着可以与雪梅相媲美的靓丽。不过，雪梅乃气质高雅又聪明能干的知识女性，冬梅则是读书不多却身肩重负的寻梦少女。为了将冬梅从“如梦山庄”里“拯救”出来，丁东让她到铁哥们王子华的公司打工。王子华是个色狼，他对冬梅欲强行施暴，却被老婆撞了个正着，百般羞辱之下的冬梅泪眼婆娑地找到丁东的蜗居求助。二人情迷意乱地紧紧相拥之时，又被匆匆闯入的雪梅撞见，误会由此而生。最终，雪梅不由分说地离开了丁东，“卖艺不卖身”却“好喜欢好喜欢丁东”的冬梅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他回到歌厅重操旧业，丁东同时失去了两个自己喜爱也喜爱自己的女人。《一剪梅》通过这样一个好看的故事表现了打工者在异乡生存的艰难和无奈，他们在人海茫茫的陌生环境中更需要寻找情感的归宿，但往往难以找到。像《一剪梅》这样平凡的故事，简单的情节，生活中随处可见，但作品却处理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其成功得力于作者叙述语言的朴素与运用细节的高明。小说中几乎看不到华丽的词藻，只有娓娓而叙；让人难以分清哪里是高潮，哪里是低谷，只是滔滔不绝地用一个接一个的精彩细节，滴水不漏地将文本经营得令读者欲罢不能。这正是作者艺术技巧娴熟之体现。应该说，《一剪梅》算得上一部现时“打工文学”中少见的精品力作。

　　当然，平心而论，初始阶段的“打工文学”是眩目的、令人咂舌的。许多打工人“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撞击，迸发出打工群落在转型社会中既矛盾冲突又精彩纷呈的朵朵浪花。而作品中真诚的梦幻，真挚的追求，真率的情感，真切的体验，都真实地反映出劳资矛盾、城乡冲突、性与情感的变异与残缺等当今社会新问题，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与惊愕。诚如1992年7月29日《文汇报》中《“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文所指出的：“它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旋风。”然而，当一切愤怒、迷惘、呐喊业已穷尽，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再也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时，“打工文学”在艺术上的幼稚和缺少章法便显而易见了。

　　这一切，是因为生活的撞击太真切，太浓厚，太强烈，也是因为文学的准备太仓促，太草率，太单薄。“打工文学”需要时间，需要积淀，需要对过去的生活进行发酵。作家林坚在审视“打工文学”的创作脚印后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来不及过多的思考与沉淀，就急切地原原本本地毫不修饰地叫喊而出，因此，‘打工文学’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太多的遗憾。正是归于这样的一种检视，‘打工文学’是不是到了应该让自己静下心来的时候了？”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这几年来“打工文学”由浮躁渐渐趋于平静，正是在渴望一种回归，一种文学上的回归，而不是终结。我想，《人民文学》对席建蜀《一剪梅》的刊出，应是为“打工文学”回归文学树立的一个典范。

　　生活正呼唤“打工文学”

　　也许有人要说，《人民文学》明明白白介绍道：作者席建蜀先生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供职于新华社”，应该算作“铁饭碗”一类。将其作品称之为“打工文学”，是不是在搞“拉郎配”？

　　诚然，从原生学意义上说，最初“打工文学”的作者是体现新型生产关系的劳动者——打工一族。这些爱梦想、爱冲动的年轻人，挎起行囊，背井离乡，从内地，从乡村，来到沿海，来到城市打工寻梦，引发了他们拥抱生活的热情、指点现实的思考和打工世界特有的忧伤，也引发了灵与肉的种种冲突和是非评判。因而，他们在简陋的工棚里，在隆隆的机床前，在昏暗的油灯下创作出来的反映自己生活与情感体验的作品，吸引了众多的好奇者和青睐者，引起了社会对打工群落的热切关注、关心和关爱。由此，“打工文学”是打工人创作的文学，似乎成了约定俗成的认可。

　　然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打工文学”要在中国文学“象限”中定位，必须进一步廓清其范畴。一位高级领导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曾戏说自己是双料“打工仔”，一方面为共产党打工，一方面为人民打工。当然，这种外交辞令的幽默与机智不能用以规范“打工”概念的内涵，我们却可以由此归结出如是结论：凡不是自己做老板的工作都可视作“打工”，凡反映打工者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都属于“打工文学”，无论其作者是“淘金”“换身”的“南漂一族”“北漂一族”，还是“金饭碗”“铁饭碗”的“城镇一族”“都市一族”。

　　也许，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那种“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的漂泊感已不再滋生，城市人的打扮，城市人的消费，城市人的观念……当初的打工一族进化至今已都市化得了无痕迹。但打工人还有，打工生活还在，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生活的梦想与坎坷还在，精神的迷惘与惶惑会有，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打工人仍然渴望着慰藉，渴望着安抚，渴望着知音。正如一位打工作家所说：“谁都可以漠视我们的存在，但存在着的我们一刻也没有漠视生活，尤其像冰刀一样刺着我们神经的打工生活。”君不见，雨后春笋般的“打工文学”期刊，遍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内刊”“员工园地”以及无限宽广的网络文学园地，正为“打工文学”的生生不息准备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关于“打工文学”飙然而兴的原因，我始终认为，当高雅文学因渐渐远离大众成为“贵族”，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落荒而逃的时候，“打工文学”便以鲜活的时代气息、真实的生活素材、真挚的情感倾诉“乘虚而入”了。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们需要文学，是因为人们需要理解社会生活，关照现实生活，呼唤理想生活。打工人需要“打工文学”为他们提供温馨的精神家园。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承担着教育审美、陶冶情操的社会使命，伴随着打工现象的长期存在，“打工文学”应该不断地为打工人呼唤权益，救助苦难，唤醒尊严，教授知识，培育情趣，调剂工余……有鉴于此，“打工文学”定会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文学史，走进中国的艺术殿堂。至于到那时它是否会改姓更名，则另当别论。

　　“打工文学”拒绝“打工意识”

　　提起“打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那些蓬头垢面、胼手胝足、“打完东家打西家”的流民百姓，因而，一些专家学者对“打工文学”大多不屑一顾。这种漠视里固然有文学“贵族”居高临下的偏见，却也不乏“打工文学”自身存在的缺失。我认为，《人民文学》刊出《一剪梅》却也有意说明，生活需要好的“打工文学”作家和好的“打工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拒绝浅薄，也拒绝浮躁。扎实文学功底，砥砺文学品格，乃“打工文学”的当务之急。

　　值得庆幸的是，在沉寂中，面对过去的创作伤痛，一批“打工文学”作家正在冷静地自省，认真地整饬：

　　（一）“打工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而不是别的什么。

　　浪子、伟明等作家认定：打工文学因其粗砺的生活原生态和流淌其间的血性而被批评家看好，也因其文字上的粗糙和艺术上的稚嫩而被批评家们诟病。那些浅薄乏味的爱情、不堪入目的色情、荒诞不经的武侠、粗制滥造的悬念的确不能成就文学。“打工文学”既然是以文学镀其身，就应该以艺术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从更多的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上进行文学开拓，创造性地升华出一种新的艺术品格，将岁月的表层刻录变成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

　　（二）“打工文学”要有“耐得寂寞”的韧性和“从一而终”的心态。

　　“打工文学”作家林坚、安子等觉得：文学不是闹市产品，不能有急功近利的追求和“敲门砖”式的经营。独自坐在陋室（或豪宅）的冷板凳上爬格子（或敲键盘），是文学创作的必要前提。在商品经济的喧闹与骚动中，创作者要捍卫孤独，坚守自己的本真和执着，一如在路上的其他生活写作者，把梦幻与激情写在文学的旗帜上，立志成为都市深处的亮点。

　　（三）“打工文学”要有“甘愿清贫”的信念和“守身如玉”的贞操。

　　作家江帆、金樱等认为：文学艺术的商品属性并非等同于物质产品的商品属性。文学即人学，非动物学。无论市面上的“通俗”物如何畅销，文学作品都应该维护文学的圣洁。如果文学创作一味为迎合一部分人的庸俗口味，以脱光衣服下笔来获取丰厚稿酬，那么，它终究会被抛弃。因为，“白开水尚能勉强地喝下去，倘若掉进一只苍蝇，则无论如何是要泼向窗外的。”

　　拭目以待中，人们将欣慰地看到“打工文学”的美好未来。因为，在不见急着砍柴，但见默默磨刀的时刻，我们听见了创作者们发自肺腑的声音：“无论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还是从心灵的‘破碎感’走向‘丰盛感’，‘打工文学’只要继续构筑生活本真的基坎，不媚俗，不跟风，不人云亦云，就完全有理由成为都市文化的一道炫目风景线。”（安子语）

　　来源：中华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