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充满争议的小说《沙床》及近期出现的一些文坛热点现象，著名作家葛红兵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葛红兵：我对媒体报道反应有些过激

　　记者：很多作家出版的新书因为取了一些惹人瞩目的名字而遭到批判，

　　如《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等等，也有人认为《沙床》书名的谐音是“上床”，其中“暗含性意味”，请问您的书名是怎么起的，一念之间，还是有特别的含义？

　　葛红兵：书名有深的含义，来自梭罗的《瓦尔登湖》，“水流过，永恒却在原处”，是说“我在沙床中看到了永恒”，“沙床”一方面是永恒的，不动的，另一方面，它只是让水流过，本身却是一无所有的虚无，写《沙床》的时候，这个意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没有想到要用它做标题。后来想了很多标题，都不满意，一提这个，大家都觉得好。觉得这个意象有很好的隐喻意味，又有直观的形象。至于它和“上床”谐音，那是后来的事情，是编辑部的一些朋友开玩笑。当时，没有想到有这个谐音，是编辑部的编辑们互相打趣的玩笑。

　　记者：很多读者都知道，当初“美女作家”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带有明显的贬义，但出版社在对《沙床》进行市场的宣传推广时把您说成“美男作家”，并说您的确够帅气，您对出版社的宣传推广策略怎么看？

　　葛红兵：我能理解宣传的重要性，农民卖瓜还要吆喝一下呢！作家、出版社要出一本书，难道不要广而告知一下吗？这本身没什么。不过，我的确是对宣传厌烦了，所以，才会在出版之前和出版社说，我不能参加宣传。关于“美男作家”问题，开始，我并没有觉得“美男作家”有什么大不了的，几年前，就有记者和网友这样称呼我了，这不是长江社的发明。我虽然感觉不顺耳，但是，这是记者、编辑开玩笑的称呼，也没有恶意啊。但是，后来媒体传得很神，说“长江社要打造第一个美男作家”什么的，又有人从这个称呼出发，揣度甚至恶意揣度我的小说和人格，就觉得有问题了。但是，出版社后来给我看了他们前后3个通稿、一个声明，里面第一个稿子提到这个称呼，但是并没有把“美男作家”当作炒做点的意思。当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也处理得不好，反应过激，当时心境不平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就是这个“庸人”，其实没有必要对这个媒体说法做什么反应的。我开始的时候还很清醒，采取的是“痛恨但不会去反对”的方法，那是对的，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没有保持冷静。

　　记者：您介意别人称呼您“美男作家”或给您贴上“美男作家”的标签吗？

　　葛红兵：上面说了，“不顺耳”，但是，不会一听就跳，因为“一听就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不能老是“听风就是雨”，我应该超脱一些，捂上耳朵，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记者：您希望自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或是文化明星吗？外界的评论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葛红兵：外界对我的各种评论很多，从1997年“相对主义批评观”的争论开始，1999年我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悼亡论”也是，2003年又来一次。我就一直在这种争论之中。被臧否来臧否去，很厌烦。特别是被一些无聊的人臧否，感觉不好。被有真想法的人批评，被他们的真知灼见征服，心服口服，那是让人快乐的。但是，绝大多数批评是无聊的，一些人云亦云，鹦鹉一样的人，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和你辩论，就抡一根道德大棒，打骂你一番，起个哄，然后走人了事。你能快乐吗？那些没想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想什么，只是瞎骂一气。这就是“焦点”？中国的所谓焦点人物、文化明星，像余秋雨、金庸、池莉他们恐怕都是这样被搞臭的。去年还有一个作家更惨，仅仅因为小说名里有“乳房”一词，就被骂得狗血喷头。很可怜。做这样的明星有什么意思？我身边的人都知道，生活中，我实际是非常低调的，我宁可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安宁最好。我跟朋友在一起，很活跃，总能把气氛调起来，他们说我是兴奋剂，但是，我跟生人在一起就很沉闷，我不喜欢社交。

　　我希望这个社会更宽容吧。我看一般读者，比那些所谓的道德评论家宽容。我也不会让那些道德评论家们影响我的创作。否则我就写不下去了。我为读者写作，为自己写作，不为道德评论家写作。他们叫得响，但是，不是大多数。

　　记者：在评论界您是一位严肃、新锐的学者，在学校您拥有教授、博士的头衔，您的这些身份使您和“美男作家”、“情色小说”联系起来的时候显得很刺目，在对《沙床》评论的过程中，您觉得人们是不是太多的关注了您的身份？写作的身份重要吗？

　　葛红兵：写作的身份不重要，难道教授就不能写爱情了？沈从文也有教衔，在山东做过教授，他还不是照样，写野合，写野莺，这有什么呢？不过，最好不要称我为“美男作家”、也不要称《沙床》为“情色小说”，我不是“美男作家”，长相不够格，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沙床》不是“情色小说”现在也已经是公论了。万象网不是在网上做了公开道歉吗。这些都是误解。

　　葛红兵呼吁“批评的宽容”：对“美女作家”不要急切地否定

　　记者：很多人喜欢您早期写的随笔和文学评论，这些文章新锐大胆，曾数次掀起思想、批评旋风。后来您也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我的N种生活》等也引起了很多关注，您从评论到小说创作您是如何转型的？您以后的创作重心会放在哪一块？

　　葛红兵：我做评论、写随笔比较出名。这容易让读者以为我就只是评论家、随笔家。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一直都在写小说、写诗歌，我16岁就写小说了，最早我是因为想做作家上中文系的，我19岁大二，给《雨花》的费振中投稿，他给我回信说：你能写，文笔很好。我很兴奋，大学里写了很多，也发表了不少。1990年代，《山花》、《花城》、《漓江》、《青年作家》、《大家》等等都发过我的中、短篇小说，去年就有出版社要出我的中短篇小说集，1996年，我在江苏少儿社出版长篇科幻小说，两部，第一版就印3万册。之后一直卖到7、8万册。前年我在少儿出版社出《未来战士三部曲》，中央电视台还特地找我去谈创作，《我的N种生活》也只是水到渠成罢了。我为什么和一拨新生代作家关系好？因为我最早是在作家圈里玩的，没什么批评家朋友，主要是作家朋友。

　　所以，没有转型的说法。我一直是评论、创作一起来的。老实说，我还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也许我会出版个人诗集，那恐怕又要让人惊呼我转型了。《沙床》中选了一些我的诗歌，是责编从我的手稿中挑的。从专业角度，我的硕士、博士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现在我正从事的研究和教学的角度，我应该算是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

　　有网友说，我创作小说是为了出名、挣钱，是不安心自己的专业。很可笑的说法。文学教授只能空谈理论、不能创作？找能算什么文学教授？在我看来，不能创作的文学教授就象只能评股不能炒股的股评家，很可疑。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有人说目前中国的作家多如牛毛，但有新意、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却凤毛麟角，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也好，都是创造力衰竭、想象力失灵的表现，只是出版社用它作为市场的一剂催春药，您对此怎么看？写作上，您对自己的期待又是什么？

　　葛红兵：还是看看这些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作品再说话吧。“美女作家”阵营中，棉棉、魏微、朱文颖等等其实都是不错的，有人说我是“批评”“美女作家”的，“批评”是不错，但是，我是批评家，我的“批评”是“评论”的意思，不是“一味否定”的意思，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人的创作。

　　她们都很年轻啊，把她们的作品和20、30岁时的王安忆、铁凝的作品比较一下，把他们的作品和20、30岁时丁玲的作品比较一下，把她们今天的成熟度和当初丁玲、王安忆在那个年龄段的成熟度比较起来，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为这些“美女作家”的文学潜力感到震惊的。

　　对“美女作家”我们不要急切地否定，让我们等个10年、20年，等她们水落石出吧，我们会看到结果的。我对她们有很好的期待，我看好她们。事实上，她们中已经诞生非常好的作品，前年魏微的小长篇《一个人的微湖闸》已经非常成熟，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那种格局已经非常大气了，我正在编《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我会选她们的作品进去。

　　对我自己，我希望能够从精神上回到我的故乡去，为我的故乡，为我的农民出身写一部“激流三部曲”式的长卷作品，写出农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农民说话，让农民发声，我但愿不久我就能有足够的体力和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可惜的是我现在要为生活奔波，要尽人子、人夫、人父的职责，不能回乡收集资料，不能回到那种乡土的氛围里去。我还没有回报我的出身，回报我朝思暮想的乡土，这使我感到愧疚，我只是不断地说自己是农民，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个农民，但是，这对我的故乡来说，是多么不够啊。

　　葛红兵：《沙床》受到这种对待，我很绝望

　　记者：2003年底，您的小说《沙床》出版，可能连您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小说的出版会引起评论界和文化界如此强烈的反映，如某省作家集体批评，某高校学生在新书发布会当场退场等。有人说您的书“没有立场”、“没有信仰”，而更多的人还把矛头指向了这本书中有关“性”和“情爱”的内容，甚至略带嘲讽的把您称为“美男作家”，认为《沙床》的写作迎合了时下“用身体写作”的潮流，对于这些评价、反映您回过头来怎么看？是这个时代的写作潮流造就了您的小说，还是造就了人们的评价标准和审美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