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事件

　　几天前，湖北孝感妇女儿童绿阴庇护中心度过了一个特殊的节日———庆祝自己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开通一周年。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妇女庇护所，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经过了前后几次的开开合合。而它的沉浮，正映衬了我国妇女庇护所风雨飘摇的现状。

　　全国妇联去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的家庭暴力。而其中的95%以上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仅从湖北孝感市和大悟县两级妇联的来信来访案件看，5年来共接待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来信来访2313件次，其中涉及家庭暴力问题的694起，占30%。

　　在这近700起家庭暴力案件中，有70%鉴定为轻微伤；有近20%鉴定为轻伤；还有10.6%鉴定为重伤；另有4名妇女惨遭杀害。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案件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98年接处27%；1999年接处29%；2000年接处30%；2001年接处31%；2002年接处33%。

　　虽然《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却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使得此类案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操作。

　　专家指出，对于家庭暴力，必须进行早期干预。而早期干预就要有一个庇护所，让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有一个去处，一方面避免不能回家的女性徘徊街头；另一方面也能使处于激情状态的双方有一个缓冲。目前庇护所已在国际上广为建立。可惜的是，我国现在还很少有能持续发展的庇护所……

　　谁能给她一个安身之处

　　象明乡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的一个最边远的山寨。不久前，县法院的一纸判决宣告了村民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罪名是故意伤害。望着手中这张神圣的纸片，饱受其家庭暴力之苦的妻子鲁某不禁感慨万分：四年的公正是自己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换来的？

　　高某与鲁某本是初中同学，婚后育有两个女孩。随着时间的变化，丈夫迷上了赌博，经常夜不归宿。输钱后的高某回来，总要拿妻子撒气。一次，丈夫又输钱回来，妻子鲁某稍微多说了几句，就被丈夫打得从头部到腰部再到腿部，没一个地方是好的。乡司法助理员、妇联主席都出面解决过，但高某把老婆打得爬不起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2000年12月的一个晚上，高某从外面打麻将回来，发现妻子不在家，于是在村中四处寻找……找到妻子后，他砍残了鲁某4根手指，还把她的脚后跟砍成了重伤。鲁某跑到一家个体诊所求救，当场昏倒在门口，幸亏及时送往县医院才脱险。高某因此被县公安局拘留30天。

　　由于无处可躲，出院后的鲁某只得又回到家中。这次，高某更加变本加厉：一句话不对付，举起砌墙的砖刀，便往鲁某脸上猛剁……待到逃出来的她来到司法所时，脸部已被打得变了形，所有人都认不出她是谁了。

　　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龙思海告诉记者，几年来，像鲁某这样因不堪家庭暴力前来向中心求救的人不胜枚举。但苦于没有经费和住所，他们一直没能为这些受虐妇女开辟一个避难所以解燃眉之急；虽然知道她们回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拿生命做赌注，但中心最多也就是临时为她们租几天宾馆，而后续的心理疏导和对其施虐丈夫的教育则根本无从谈起。“谁能给她一个安身之处呢？”记者和龙思海都没找到答案。

　　庇护所是“风中之烛”

　　就在许多遭受家庭暴力之苦的妇女求庇护而不得时，一些已建的庇护所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办。

　　我国第一家妇女庇护所，是在1995年9月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创建的。它是由湖北武汉侨光调料公司的经理、女企业家张先芬投资兴建的，名叫“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

　　据悉，站长张先芬曾经离过三次婚，尝尽了家庭暴力和社会歧视的苦。她了解到国外有受虐妇女避难所，就萌生起为中国受虐妇女办一个栖身之地的念头。她为该站投入专项资金13万元，在公司的厂区拨出200平方米的房屋，购置50个床位的用具及书籍，还设有热线电话。该站为受虐妇女提供必要的食宿和生活保证。休息一律免费，打工按劳付酬。驿站建立时，得到了湖北省民政厅和妇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可。

　　据报道，驿站挂牌后一时门庭若市，有些受虐妇女远道从新疆过来求助。社会上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她是善举；也有人说她是为自己变相招收廉价劳动力。一些受虐者的丈夫还跑到驿站闹事，逼妻子离开，还扬言要报复张先芬。不久，迫于各方压力，驿站不得不解散。

　　1996年1月，上海出现了一家名为上海南方妇女儿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的庇护所，也是一个私营企业家捐资开办的———企业家的母亲是居委会调解干部，经常处理家庭中各种矛盾。中心开通了热线，设有10个床位，供受虐妇女暂时居住。

　　自中心成立的消息公布后，一个月中竟有150多人求助，床位供不应求。但中心仅成立两个月就关闭了。原因是拿不到“出生证”。中心需要到政府机构注册，但有关部门认为它既不是工商企业，不能到工商局注册；也不是社团，不能到民政局注册，结果只好关门。

　　随后，又有吉林省永吉县家庭暴力避险中心，在开办一年多后，由于借用的房屋被收回等原因停办。湖北孝感妇女儿童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开办一年多停办……8年来，各地常有庇护所建立的消息，但很快倒闭的消息就如影随形。于是有人这样形容中国的庇护所，称它是“风中之烛”。

　　据悉，我国大部分庇护所都是私人投资或国外项目赞助；妇联也只是社团，只能凭良知从事相关事业；有人提议，能否把庇护所办成一个社会性机构———由政府或民间的资金支持？

　　到底有没有必要建庇护所

　　去年底，广州市妇联传出消息，要以社区为单位，建一批“受伤女性庇护所”。专门针对受到家庭暴力、“包二奶”等伤害的女性，为她们提供短期的免费或低价住宿以及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如果夫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妻子还可暂时用作庇护空间。

　　消息传出，一片哗然。据当地媒体报道，赞成者认为这是女性的“福音”，让“出走的娜拉”有处可去。反对者则认为，“此举未免太夸张了”，不但不会改变夫妻间现状，而且会把本来是两者之间的问题搞得“复杂化”；是“悲剧的开始”；是“雪上加霜”；是“堵住了消除积怨的路”等等。

　　到底办庇护所是不是“多此一举”？全国首家妇女热线———北京红枫热线的创始人王行娟女士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8年前，她接到某家报社群工部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的妇女正在他们那里求救，因为她是从四川到京打工的，所以在京一个亲朋都没有，而丈夫扬言回去就要杀了她……报社询问红枫有没有一个能临时避难的地儿。但当时不要说王行娟这里，就是在全国也没有一家妇女庇护机构。

　　王行娟为此难受了好久：她发现自己的热线只能解决心理问题，而她们还需要一个临时栖身的地方。于是她开始致力于反家庭暴力的研究，并大声疾呼筹建庇护所。她说，要相信，这些妇女但凡有能力自我调解，她们都不会来什么庇护所的，有的还扔下孩子；除非是走投无路或者有杀身之祸。庇护中心可为冲突双方提供一条淡化矛盾的缓冲带，以避免更大的伤害，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统计显示：许多伤害案是在施暴后24小时内发生的，有的是因妻子无处藏身，被丈夫毒打致死或致残；也有的是妻子抱着一了百了的心态，在激情状态下“以暴治暴”，杀死丈夫的。因此，让受虐妇女临时有一个栖身之地，别人再去做工作，就有可能避免更多的恶性事件。

　　庇护所不是收容所

　　湖北孝感市总人口5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420多万。1998年至2001年，孝感市妇联共接待妇女来信来访3600多件，涉及家庭暴力的约占36%。比如，1998年5月，孝南区新铺镇一名少妇的丈夫，因嫌她生了女孩，经常无故找茬儿，要她没日没夜地干重体力活，在她忍无可忍与其争辩时，丈夫将沸腾的水泼在她的胸前，造成深度烫伤。

　　1999年，意识到家庭暴力问题的突出，妇联着手筹建妇儿庇护中心。他们通过向社会公开招募，选定了三位热心人士(均为旅馆老板或承包人)，创立了“孝感市妇女儿童庇护中心”。

　　庇护期间，中心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的食宿，并为她们提供免费的伤情鉴定和简单的医疗救治。庇护时间长则十天半月，短则一两天。至2001年初，他们共为37人提供了庇护。

　　然而，由于主办者初期对“庇护”的认识与“收容”相近，将受暴妇女的困难仅理解为吃住等事，所以他们把受暴妇女介绍到中心后，后者就像住进了旅馆，心理法律问题无人问津。因此当受虐妇女听了妇联的介绍后，都表示不愿去住；去了的妇女也是住一天就走。她们认为与其住在这里没人理，还不如住到亲戚家去。再加上旅馆对保密措施的忽略，当有的丈夫到此无理取闹时，公安人员也不能立即出面。于是出现了无人去庇护的怪现象，庇护中心仅开办一年多便停办了。

　　王行娟女士认为，孝感的教训充分说明，仅给受虐妇女提供一个临时栖身的场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整她们刚离开家时的慌乱、无助情绪。

　　中国反家庭暴力项目管委会委员、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李洪涛教授也说，庇护绝不等同于简单的收容。许多创办者在开办之初都忽略了准确的定位，没有考虑到这些受虐妇女都是在心理上、肉体上受到严重伤害的人，自卑、焦虑、绝望，处于激情状态……她们不仅需要一个食宿的地方，更需要有经过反家暴专业培训的社工一对一的心理疏导，帮她们分析现状，讨论今后的生活计划。因此，一个健全的庇护所，应由物质帮助、心理帮助、法律帮助和医疗帮助几部分组成。

　　开办避难所该不该收费

　　据《工人日报》报道：不久前，一位女士走进大连市妇联信访接待室，只见她两眼青紫、眼角肿起一个大包，“今天早上有婚外情的丈夫抡起拳头朝我打来……”这位在学校工作的35岁的刘老师辛酸地告诉记者。“你可以到反家庭暴力中心住几天。”“不去！我到宾馆去住。”回答很坚决。

　　据悉，去年10月17日大连市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正式挂牌，但半年过去了，前来投诉的1600多位妇女却无一人入住。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与大连市收容遣送站在一起，让不少被丈夫殴打很没面子的女性感到更没面子。另外，入住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需交住宿费每天30元，伙食费每天15元。

　　记者在采访中调查得知，经费一直是困扰“避救中心”能否建立和继续生存与否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在历经两年半时间，研究对家庭问题进行社区干预后，提出了在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开办庇护所的构想；可行性报告都已推出，结果在最后关头，由于原来答应为此提供资金的国外项目官员易主而落空。

　　记者曾让湖北孝感“绿阴中心”妇女庇护所的负责人杨爱琼女士算过一笔账，如果全部核算成钱的话，一名妇女在中心的吃、住、心理治疗、法律援助以及个别的还要为其遭丈夫殴打的伤治疗的话，统算下来，每人一天的花销约在四五十元。

　　按此标准衡量，大连的收费应是很正常的，是维持其庇护所可以持续生存的前提。但正如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李洪涛教授所言，关键是得对你所要庇护的目标人群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到底是弱势群体，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人群？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有钱可以去住宾馆；但真正前来求助的是下岗女工和中下层收入的人居多。对她们而言，这可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慈善和公益，是先免费为她们提供急需的物质和精神帮助，其他，待其有能力时再说。”王行娟老师这样看。

　　庇护所开在市府大院里

　　湖北孝感妇儿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开办一年半后停办了，反家庭暴力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到孝感做了考察。他们发现，除了与开办之初人们的认识差异有关，也跟地方领导的认识有关：个别人认为家庭暴力根本不是主要问题，没必要小题大做等。

　　办妇女庇护所到底是不是给当地政府“抹黑”？它是妇联一家的事还是需要多机构联网？资金该由私企投资还是政府也应拨款？在讨论过后人们统一了认识。孝感市委书记曹世佑称：“这是为孝感的社会稳定做了工作。”中心停办一年后，2001年11月，它更名为“孝感市妇女儿童绿阴庇护中心”再次挂牌。此次，孝感市政府不仅无偿划拨了300平方米的房屋，把庇护所建在了市府大院里，还作出了每年政府拨专款5万元的决议。

　　中心负责人杨爱琼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中心由几部分组成：经过专家培训的妇女热线咨询、维权教室、法律援助、庇护所、巾帼创业服务中心(负责进来后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她们自食其力)。并且建立了五个相关社会支持网络———反家暴安全保护网络：组建以110接警台、治安支队、派出所为主体的反家庭暴力快速行动网络，对所接案件能做到早介入、早解决。反家暴司法维权网络：在法院成立了妇儿维权合议庭，及时受理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各类民事诉讼和刑事自诉案件。反家暴法律援助网络：建立法律援助中心，对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给予了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反家暴医疗救助网络：在市妇幼保健院设立家庭暴力门诊室，建立受暴妇女门诊记录档案，为受暴妇女提供医疗救助，并及时将受暴者和施暴者信息向妇联、公、检、法等机构进行传递。反家暴社区维权网络：把反家庭暴力的工作触角延伸到社区，逐步在社区成立妇女儿童维权工作服务站，监督社区内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不法行为。

　　国外庇护所多为政府行为

　　北京红枫妇女热线的王行娟老师，曾到欧洲的瑞典、丹麦和挪威三国的避难所进行过实地考察。她告诉记者，北欧三国的资金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丹麦全部是由州政府资助；挪威一半由中央政府资助，一半由州政府提供；瑞典的大部分来自政府，不足部分由社会募集。马来西亚是政府提供一部分，其他由国际基金及社会热心人士捐赠。美国的避难所也多由政府拨款。

　　据悉，西方的避难所运动最早始于英国。在伦敦市的海墨———史密斯与富尔海姆区，有这样一项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辖区内每三位妇女中就有一位妇女曾经在家庭生活中遭到过暴力伤害；妇女一般要找到12个机构或组织后才能得到适当的帮助。而且调查显示，妇女离开家的时候、寻求帮助的时候以及此后的18个月，都是妇女最危险的时间段。大部分妇女被杀事件往往发生在这些时候。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有500个妇女与儿童针对政府停止对学校儿童供应免费牛奶一事示威，得到很大社会反响。其后，她们便经常定期会面讨论妇女遭遇。当她们发现许多人家中存在暴力行为时，便创议为受虐妇女开设避难所，并于1972年兴建。以后，英国出现了更多的避难所，并形成一个运动，扩展到美国及其他国家。

　　美国的受虐妇女运动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1974年，明尼苏达州的妇女宣传者组织开始尝试为受虐妇女做事。两年后，两个过去曾经受过虐待的妇女在波士顿开办了“过渡房”，这是美国避难所的雏形。其后，避难所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此外，美国还设有全国反对家庭暴力联盟和国家联盟等管理机构。

　　王行娟走访的北欧三国中，瑞典既有正规的避难所，可入住3个月；也有被称为“社会旅者”的只在夜间开放的过夜屋，给受虐者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据统计，瑞典每20分钟就有一个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每周就有一个妇女被她最亲密的男人谋杀。现在在瑞典这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有128个避难所，并且全国联网。丹麦最早的避难所成立于1982年，全国500万人口有34个避难所。瑞典的警官告诉王行娟，在这里遇到严重的案子要立即报告法院立案，即使妻子反悔也不能撤诉。挪威在1978年建立了第一条危机热线和避难所，全国400万人口有50个避难所和热线中心。中心为受害者提供法律的帮助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意见，并且还做男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