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3月5日，又将迎来周恩来诞辰106周年纪念日。中央文献出版社日前出版了《西花厅岁月》一书，以纪念这两个特殊的日子。

邓颖超与赵炜一家在西花厅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赵炜不离邓大姐左右

　　该书作者赵炜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在这本书中，她回忆了当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以细腻的情感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常生活。

　　我经历的原子弹爆炸

　　在西花厅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对平日接触的工作内容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讲的，包括自己的妻子丈夫都不能讲。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待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

　　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朱穆之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再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

　　“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

　　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车子就在外面等着，我坐在车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公文包，仿佛一松劲里面的稿件就会跑了似的。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真是件令人振奋的消息呀。可现在原子弹还没有起爆，第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点打鼓。经过宣武门教堂的时候，从不迷信的我突然想从心里为这次原子弹能够爆炸成功祈祷。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朱穆之社长看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此时，我心中虽然多了一个惦记，但回到办公室和家里却没说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我见到周总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成功啦，总理。”我兴奋地说。“成功啦，好。”周总理也高兴地说。

　　陪邓大姐买鞋

　　1965年12月1日，我正式到邓大姐办公室报到上班，从那以后，我和她相处了将近27年。

　　其实，邓大姐和大多数女同志一样，也喜欢到处走走，但因为个人特殊的身份，她的这份爱好也受到了限制。有一次，邓大姐想买双鞋，我就先上西四的一家商店转了转，看好鞋样子回来告诉邓大姐。“看好了怎么不买？”邓大姐挺奇怪。

　　“大姐，买鞋不像别的东西，你得试试。”我解释说。

　　“那就去试试吧。”邓大姐说着就要走。

　　“别着急，戴上头巾。你进了店只试鞋，别的什么也甭管，要不让人认出来你又走不了了。”我笑着劝她。她把头巾拉得很低，盖住了大半个脸，样子很像一个高级知识女性。

　　到了商店，邓大姐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试那双我提前“侦察”好了的鞋。她穿上在地下踏了几下觉得挺舒服，就说行。这时另一位同志就去付款，我则陪着她急匆匆地往外走。谁想到，走到商店门口却正好碰见个熟人，“大姐，您也来啦？”她大嗓门一嚷，把商店里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没事，来看看，我们该走了。你好吗？”邓大姐一边说一边往外走，眼睛也不敢往起抬，把那个熟人弄得莫名其妙。

　　上了车，邓大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买双鞋也跟搞地下工作差不多嘛。真巧，越怕碰上熟人还就碰上了，也没同她多说几句，真对不起。”接下来，想到邓大姐从鞋店出门时的样子，我们就笑了一个够。那天，邓大姐的情绪一直挺好。

　　当总理的夫人很难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伟人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以邓大姐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是顺理成章。但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保持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重要职位。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同邓大姐说起来，她可能早就知道，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有一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她说，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都没让她干。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很大牺牲。邓大姐回忆：“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六级；国庆10周年我上天安门人员的名单中，他把我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

　　“我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

　　1975年的春天，重病的周总理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除了以前的膀胱癌，周总理又新增了结肠癌。

　　1975年的12月，周总理已经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依然很认真地听读报，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删掉。到了12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听读报，我们就想也许他心里一直在惦着什么事儿，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们把情况向邓大姐讲了，邓大姐就约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一起进行分析。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周总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读报，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将来的政治形势不放心，他可能最担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后，邓大姐沉思了。过了一会儿，她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但不读也不行呀，万一周总理真要听呢？“那就念旧的吧。”邓大姐说。这样，在周总理病重时我们还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当时改报纸的任务交给了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同志，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20多天。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再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对着邓大姐深情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

　　邓大姐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这老两口那些没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他们谁也没说，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总理无言。

　　周总理带走了许多话，后来邓大姐也带走了许多话。邓大姐在生前跟我讲过好几次：恩来有很多话没跟我讲，我也有很多话没跟他讲，最后只好都带走。

　　信报记者赵明宇／整理

　　编辑手记

　　《西花厅岁月》反复看了两遍。仔细读完全书后，对赵炜在书的前言中的一句话有更深的体会：当年我走进西花厅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历过的事情太多太多，要想说出来时反而觉得不容易了。

　　算起来，赵炜现在也是七十来岁的人了。我不知道在这本书中她是否完全表达了她对于那段难忘岁月的感受。因为有的感受不是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即使表达出来了，想必千万个人也有千万种理解。

　　作者赵炜介绍

　　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