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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时期——第一代独生子女诞生的社会背景
2004-02-05 12:39  作者: 王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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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大返城

  1978年的中国将被后人注上一个特别鲜明的标记。正是经由1978年,中国开始正式步入现代化的征程。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大”结束以后,国务院即组织人力物力到各地就知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酝酿从根本上调整知识青年工作的政策,并于10月五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城乡要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青,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这次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多种途径的原则,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毕业生创造学习与就业机会。由此,中国社会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大军“上山下乡”的历史,循人正常就业就学的社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被红旗和锣鼓及无数金光闪闪的辞句哄抬起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以自我否定的形式宣告了它的终结。

  在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已有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通过上学、转调、招工、病运、困退以及落实政策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有1600多万人,至1979年大返城前已近2000万人。

  反映黑龙江知青大军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与展示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拓荒者风貌的《孽债》,对于返城青年的特写确实是一种小说化生活的再现与提炼。渴望回到故乡的知青,为了乡愿的实现,忍痛割舍了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爱情、亲子之情及其他难以言说的情感。“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流行歌曲《小芳》便是叙述了这种心情。虽然这些歌词难以道尽他们对青春往事的感慨,却也寄托了他们真实的心情。他们把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思念,哼成了一曲《小芳》,久久地念叨着,以追忆那份复杂的情感。

  但是,发生过的心情故事抹不去了。前尘往事常常使这些“回归”者的婚姻生活出现问题。无法尽忘的前情,无法彻底介入的现实,及婚姻中的问题和危机,不但伤害了知识青年自身,并且损害了下一代的心灵健康。许多“问题青少年”即是成长于“功能失调”的家庭(这是后话,另有章节讨论)。

  1979年春季是上海“大返城”高峰。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当年的游子或风尘仆仆,或蓬头垢面涌进了自己的城市,走进了自己的家门。然而,返城的路途并不平坦,返城后的心情更是一言难尽。在青春的理想破灭之后,带着心理伤痕,他们集中了自己所有的能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第二次创业的奋斗中。正是这种对青春失落的追怀,使他们奋不顾身地弥补。正是这种急切,使他们忽视了自身快乐生活的必备因素,及对孩子应有的爱、关注与呵护。后一代心灵倾斜的基础,在他们父母遭受心灵创伤之始已经埋下。创伤与磨难虽是人生所难免,但承受它总不免痛苦,而治疗它却更加艰难。

  在1979年的春天,一个叫红的27岁的知青,挥泪告别了她耕作了8年的土地之后,又异常兴奋地回到了上海。家是很简陋的,但是这里有她的爱情梦。她的未婚夫已先她四年回到了上海。此番回到故乡,红便是来圆她的爱情梦。

  捧着从劳动局迁回的户口,红是一路笑着回家。然而当她第二天黎明之前便要起身赶到菜场去卖菜时,她却禁不住惶惑地掉泪。爱情是美丽的,团圆是快乐的,然当你要为想象中的美丽付出切切实实的代价时,仍会有令你难以预料的震动。红原先在农场是连队的指导员,虽繁忙艰苦却有“价值”有“意义”。现在却要去大都市的小菜场卖菜,她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因而惶惑甚至恐惧。听着母亲与邻人打趣:“女儿相公不做做书僮”时,她的心里更是纷乱如麻。

  1979年的大返城,很像我们目前面临的下岗、转岗。只不过一个是从农村到城市,一个是从固定职业到松散职业,却同样是一种突变时期的重新归位。变动的社会带来了个人的转机,其中有挫折也有成功,有机会也有风险。然而,却只有顺应变动才有发展。

  如今在各行各业有相当多的骨干中坚是当年大返城中回归的知青。然而,在他们走向成功的征途中,却有可能在自己孩子的心理上投下负面影响。也许,他们的成功与辉煌,是以孩子的被忽视为代价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究竟是一种高尚还是一种自私,抑或是事情本该如此,而我们对很多事情缺乏正确的理解?

  1.2积压的婚姻

  文革期间16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主要涉及“老三届”与“新三届”,即66、67、68届的初高中生与69、70、72届的初中毕业生。下乡的时间是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用最新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形成高潮。及至1973年6月22日一8月7日在京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以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才有所缓解。

  在上海,老三届、新三届加上73届的初中毕业生,大部分离开了上海,只有一部分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学生被允许留在了市区。在整个下乡的学生群中,老三届走得最远,北至黑龙江省的呼玛、南至云南的西双版纳橡胶林。其中的68、69两届走得最彻底,当时称为“一片红”。一片红的分配方案使这两届毕业生倾巢而出,因而遗留下许多家庭问题。可能是“一片红”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到了70、72(71届毕业生因为改制所以直接称为72届)、73届的毕业生分配时,去向基本上都在江、浙、皖与市郊农场。到74、75、76届分配时,除了留在市区,一般分到市郊农场工作。这种改观,是在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文件,即《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被通过施行后开始的。

  人们为什么习惯性地把“老三届”与“新三届”划分开来,而不是连成一片地看待呢?因为这里面确实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老三届是文革的主力军,他们参与了大串联与其他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其二,他们上山下乡跑得远,阅历丰富。其三,他们文化基础比新三届好。新三届实际上都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进入初中后即逢“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学什么知识。我论及这个问题是为了说明父母的行为心态与子女的教育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实际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中,老三届与他们子女心态失衡的问题比起新三届的家庭问题,更多更广。正是这种由“趋之若鹜”到“受骗上当”后的心理创伤,使得他们在未能找到更合理的心理出路以前,形成忧虑型人格,以至影响了后代的心理健康。

  1979年前后,大返城后回到家园的知青大军立刻面临着各种实际的个人问题:住房的拥挤、第二次创业的艰辛和个人婚姻的困惑。20年前的知青在价值观上是单一的,在生活上是俭朴的,在婚恋观念上个人意识是较淡漠的。追求事业者与道德保守者基本上在婚姻上顺其自然,不过分挑剔。有因家庭拥挤想早点出嫁的,有父母催促不忍拂逆的,有风雨同舟、共返故乡、水到渠成的。1980年的月老一定是特别的繁忙,积压了多年的婚姻,在这几年内共同缔结,因此造成了当时市场上家具的空前紧张,购家具要凭结婚证明,开了证明还要登记排队。造成这种积压婚姻的一部分原因是知青们在下乡之初忙着干革命,后期则因梦醒以后期待回城,以及物质生活的过于短缺而错过了结婚的年龄。

  返城的知青既要成家又要立业,心情很是迫切。生活的具体困难使不少人未及细细思量便急急地人了“围城”,以致造成后患。

  朱女士20年前从农场回到上海之际,正值家中住房最紧张之时。2个弟弟正值当婚年龄,却只能有一人住在家中,另一人需另外找房。看着弟弟们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去留问题,感伤之余,她便只有尽快地设法把自己嫁出去。有人热心地为之介绍了一个在企业工作的科员,相亲之后不过相约几次,朱女士看他模样脾气都还过得去,便急急地把自己嫁了。

  丈夫虽说是斯斯文文的,可是邻居们却未曾看见过新媳妇的笑脸。原来新婚的丈夫是个清心寡欲之人,晚上常只顾铺一个人的被窝,独自呼然睡去。偶而履行职责,也如例行公事一般。清晨,当朱女士被晃动的木床摇醒,她才知道丈夫是个“自恋者”:他手淫已成习惯,却不愿与新娘同房。她初时又气又羞,却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20年前的上海,绝大部分人对于“心理疾病”、“自慰”、“性变态”等均一无所知,她也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幸好,她怀上了孩子。孩子是将丈夫的精液灌入针筒,再注入她体内才怀上的。如此这般,他们夫妇的感情当然不会好。朱女士内心满是苦涩却又无处说,直至8年前她离婚后,来咨询关于孩子的心态问题时,才有机会一吐为快。离婚后他们的女儿变得特别乖,因为在她的心里,总觉得是她不够听话,父母才离异了。假如她再不很乖,父母还会怎么样呢,她因此很恐惧。

  听着女儿天真的问话,朱女士的心碎了。“为什么离婚这么倒霉的事会轮到我们家呢?”她无言以对。假如当初她不忙着结婚,假如当初心理科学再发达一些,她的结局也就不会如此不幸了。至少她可以早些离婚,而不必生这个孩子。

  已经是90年代的中期,周女士却仍然穿着淡黄色的80年代初人们常穿的“的确凉”连衣裙,这样的装束不是因为有意识的“复古”,也不是因为贫穷以致无力购买现代人的服装,这种装饰是她无意识之中流露出来的感伤情绪:她的心情还被20年前的经历主宰,因此无法生活在现在的时空中。她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从农场回沪后,在企业当财务。几年前她被转岗到边远的分厂当仓管员,却能若无其事地忍受下来。比较起她的经历,转岗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她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被脾气暴烈的母亲打断了腿骨。碰巧父母都有历史问题正受审查,人们就说母亲狠揍女儿是阶级报复,因此受到惩罚。母亲以为是女儿自己去告发,因此怀恨在心。当周女士从农场返回时,耿耿于怀的母亲坚决不许她进屋。连着一个星期,周就在母亲所住的公寓走廊上用硬板纸垫着,打个地铺就寝,却终于没有撼动母亲冰冻已久的心。家门始终对她关闭,走投无路之际,好心的邻居为她作媒,她就住进了未婚夫的家。一个星期后,便草草嫁作他人妇。丈夫脾气暴躁,三句话不投缘就拳脚相加。她自叹命苦却没有退路,为了孩子忍下了这口气。直到孩子5岁了,她实在无法再忍受才离了婚。当她抱着孩子回到娘家,娘家的大门还是拒绝对她敞开。当晚她抱着孩子真想跳进黄浦江一了百了。但是看着怀中的孩子,她苟且着又活了下来。要活下去,她只得把自己再嫁一次,投入一单身者家中,过了几个月才知他是一个刑满释放者。曾经沦落者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他却因积习难改屡屡犯案令周女士心惊胆战,她终于还是走了。她怪自己病急乱投医,可不能再让孩子“认贼作父”。

  正是强烈的伤感,毁掉了周女士日后享受快乐的能力。她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而她的无辜的儿子,却因父母严重失衡的心理所累,成了一个身心欠佳的孩子(后另有章节叙述)。

  过于匆忙的婚姻使一些人误人了心理困境,有损日后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给后代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

  积压的婚姻还造成了8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

  带着被狂热的理想主义与传统的英雄主义灼伤的痛楚,百感交集的一代知青便只有用加倍努力和奋斗,来抚平心中的创伤,来重建自己的理想。为了重新体现价值,为了再次证明自己,他们激流勇进,困兽犹斗,激发了自己所有的潜能,一心希望再创辉煌业绩。这一代知青中,不乏世俗的成功者,但是,其中一部分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下一代的焦虑、玩世或者厌世心理。

  1.3生育高峰

  自然的生态平衡被一场巨大的人为运动打破了。本该在7年或者是8年之间陆陆续续地出世的孩子,却非常集中地在1至2年内“突击出生”。十年文革带来了一个令人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在80年代初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形成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却实实在在的“生育高峰”。这些孩子出生在父母疗养“理想”创伤之际,在幼儿期即感受到了“文化复兴”的氛围。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因而在精神与思想上带着人们在探索改革、深化改革过程中所有的痕迹。他们既是改革途中每一个成功举措的分享者,也是所有挫折的实际承受者。整个社会的状态,每个父母的实际利益,无不在他们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

  探究这种生育高峰的另一个原因,还必须把历史翻回到中国社会50年代初期。当时因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提倡妇女们“生得越多越光荣”。远隔40多年之后,今天的老年妇女仍对这种口号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她们都曾有过要当“光荣妈妈”的愿望。

  50年代饱受战争与贫困之苦的中国妇女,对新中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情,对于国家的号召,当然趋之若鹜,再加当时缺乏科学的节育措施,即使你不想生也控制不住。在生活稳定,物质条件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孩子的存活率基本保证,因此,在这种不符合国情的政策指导下,一个生育高峰人为地被形成了。1991年出版的《青年年鉴》关于《上海青年人口年龄构成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青年人口的年龄分布是不均衡的,年龄分布里倒金字塔形。青年人口主要集中在25——35岁这一年龄段。人数有3123825人之多,占青年总人数的66.89%,是青年人口的2/3。其中30—35岁年龄组的人数最多,为1931489人,占青年人口总数的41.36%,其中32—35岁的人数分布最集中,分别为37万、34万、32万和33万。

  此资料统计截止期是1990年底,当时的32—35岁即是1998年的38—43岁,他们的出生日期在1953——1956年之间,也即是“文化大革命”中的69届、70届、72届、73届的中学毕业生。

  “生得越多越光荣”的口号造成的生育高峰,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突然增多,造成在计划经济下,他们的分配与安置成了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政治需要以外,解决学生的毕业走向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急切的需要。1971年,在闸北区这个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产业工人区,仅上海铁路中学的70届毕业生就有16个班级,800人之多。可想而知,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再次在积压的婚姻之后形成的生育高峰,会造成何种景观。

  人口过快增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时间每过一分钟,地球人口净增160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为此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如不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控制人口,保持消费与发展的平衡,世界人口在下世纪中叶将达到125亿,人类也将无法得到持续发展。

  在1980年前后的生育高峰时,党和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适当强调晚婚晚育。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并不晚,但是为了学习和工作,适当的晚婚还是要提倡,适当的晚育更要强调。青年妇女如果20岁开始生育,100年内要生五代人,如果25岁左右生育,100年内只生四代人,因此,晚婚,特别是晚育,对于减少人口增长数量,减慢人口增长速度,都有重大意义。对于青年夫妇自己,适当晚育也有很多好处。”公开信还指出:“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0年《公开信》的发表,确实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长远利益。然而,“独生子女”国策真正的确立与实行,却在年轻夫妇的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传,或许是并未被自己意识到的微妙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来自生物学、哲学与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是通过生儿育女来繁衍的,对于父母来说,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依仗着对子女的抚养权利,家长们很自然地会把自己个人的经验与好恶,志愿和理想,无意之中输入到孩子们的心中。在很多时候,孩子们一不留神就作了实现父母理想的工具而抑制了其个体意志与意识的成长。从极度的个人崇拜与狂热的理想主义中醒来的这一代人,仿佛大病初愈之人,急切地需要滋补品,而最好的精神滋补剂,莫过于他们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与精神寄托,这希望来自他们的子女:这唯一的孩子,甚至在他们还未降生前,已经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期待,他们注定要成为父母手中被驾驭的牛犊,在走向成功的土地上耕耘,以释放父辈被压抑的意志与欲望。

  在家中他们是父母的唯一,无数个唯一合起来就是社会上的一大片。经济浪潮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未来的竞争将会空前的激烈,唯一的孩子只能赢不能输。为了孩子与自己的“成功”,一部分父母甚至准备放弃自己,以换得孩子的成功。

  1.4迟来的小生命

  在生活中我们常可发现这样的现象;当父母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时,他们的孩子都还在念初中,甚至还在读小学。假如你有兴趣继续考察下去,也许还会发觉这些父母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各个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作为的成功者。这是一群富有事业心的激进主义者。在事业与家庭生活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个人的事业发展,而把个人生活搁在一边。当年他们从五湖四海回到故乡,恰逢“科学的春天”,整个中国大地冰冻初解,他们犹如枯本逢春,万分急迫地投入到了再一次创业的热潮中。年届三十的这一代人,在高考恢复招生以后,涌入高等学府,以解灵魂的饥渴,并重新燃起奋斗的信念,要补偿逝去的青春。正是这一群人,当了“晚婚晚育”的模范。其中的一些人结婚并不太晚,但是却延迟了生孩子的时间,并因此而产生了一批“迟到的孩子”。

  相比较今天为成全自我而选择了“独生者”、“单身贵族”、“丁克家庭”与“两人世界”的人们,20年前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单身,其价值内涵与主导思想是有区别的。他们更多的是被“使命感”、“理想”、“目标”、“事业”等所激励,所驱动。在他们的心理上,有着那种类似“奉献”、“牺牲”的宗教美感与悲壮,这种感觉释放了他们自文革后期就产生了的被压抑的热情与政治理想,一旦生逢盛世,他们便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迟来的小生命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仅仅是向父母们瞥了一眼,瞬时间人类天性中的亲情即刻全部爆发出来。感动、负疚、哀怜、抑或是疼爱?这份迟来的亲子感觉,会随着孩子的凝视与他肆无忌禅的啼哭,流进父母的心中,使他们突然醒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在潜意识中,他们所有的奋斗,不也都是为了孩子吗?

  有一位女工程师在过了40岁生日以后才感到她该生个孩子了。中年得子使他们夫妇欣喜若狂并百般珍爱。从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起,父母便尽可能成双作对共同把孩子送去迎来。他们的愿望是要给晚到的孩子更充分的关爱与照顾,让他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以让他感受到双倍的快乐。

  然而,被这样怀着负疚感的、过分浓烈的“爱”所浇灌出来的花朵,虽是艳丽无比,聪慧可人,但是他却很可能是脆弱的。有一个女学生,就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心态严重地失衡,在中学期间便出现了交往障碍。在升入高中后,因人际关系过分紧张而无法继续学业。她的未老先衰的母亲曾经陪着孩子前来咨询,沮丧而又忧虑重重的母亲摊开双手,感伤地说:“我们都已老了,只有一个孩子,假如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当我们逐渐衰老的时候,孩子对我们的意义便逐渐增大。晚到的小生命激起了父母全部的爱怜,并给予了他们无尽无止的“溺爱”。溺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即是如小孩子喜欢小动物那样,爱不释手地把它抓在手里,揣在怀中,捏得紧紧的,塞得饱饱的,它们不会因饥饿寒冷而死,却会因太多的爱抚而窒息。

  父母的这种对待“宠物”般的爱,可说是一种父性或母性的本能,这种行为跟“坠入情网”很类似。它不需要努力,不是一种经过意志抉择的行为,对心灵的成长毫无帮助,所以不能算是有意识的、理智的爱。虽然经由这种感情也能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可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爱护能力发展的基础,要培养心智成熟的子女,还需要更加多的其他东西。诸如买一筐的玩具或一柜子的衣服给孩子;硬塞食物给已经过胖的孩子;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都是矫枉过正。爱不只是给予,它是合理的给和合理的不给,是合理的赞美和合理的批评;它是合理的争执、对立、鼓励、督促、安慰。不能只凭直觉,而需经过思考,有时甚至需作出痛苦的取舍决定。

  在不合理的给予和破坏性的滋养方式背后,隐藏着的动机很多,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给予者”在爱的假面具下,只求满足自己,全然不把对方心灵真正需要当作一回事。

  曾经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来询问她的孩子不肯听话怎么办。怎么才算是不听话呢,她说把这孩子放到钢琴上,孩子却只会玩自己的手指头却不肯用手指去摁琴键。问及孩子的年龄,母亲回答说:“女儿已经3岁了。”

  这不是《十日谈》中的荒诞故事,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渴望弥补已经逝去的青春的迫切愿望,把他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真理离谬误本只有一步之差,在认识水平上的一点点误差,却会造成许多的失误。

  当然,我的职业使我面临着“问题的窗口”,我的探究也是从问题着手。我们只能正视问题,却不能从问题出发予以反证。无论如何,总是大部分的孩子享受着快乐的童年生活,即使是“迟来的小生命”,也都未必会因这种“晚到”的命运而受到不该有的“特殊待遇”。

  1.5带着“伤痕”的婴儿

  卢新华的《伤痕》带着从文革中复苏的一代人的反思、忏悔与控诉,作为“伤痕文学”的序曲,掀起了“伤痕文学”的热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有一部分孩子成了父母“修理”伤痕的替代品。自他们呱呱坠地开始,便集中了家中所有的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的高度注意。所有的目光都带着督促、压迫、期待与希望,像利剑似地通过幼儿们的感觉直刺到他们的心灵。

  请看1982年《为了孩子》杂志所刊登的一份幼儿接受家庭训练的课程表:

  呀呀学语时,讲小猫小狗的故事给他听。稍大一些,讲《狐狸和公鸡》、《龟兔赛跑》的故事。接着给他讲历史故事,科学家的故事,革命斗争史的故事。为了让他增加感性认识,利用假日带他去动物园、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还参观有关展览会等等。

  同时,还教孩子看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上海市区交通图。孩子要看懂地图,就必须要学会认字,教会孩子看地图的真正目的,是要先引起他的兴趣,然后“迫使”他认字。

  教孩子下棋,是为了促使他动脑筋,培养他在困境面前不慌乱,冷静思考的习惯。如教孩子下象棋、军棋、海战棋等。

  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每天晚上利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基本知识的训练:写毛笔字、写方格簿、做算术习题、学英语等等。

  这位家长非常自豪地介绍他的经验:他的孩子只是一个刚入幼儿园的孩子,却已经能够识好几百个字,会背数百个中国成语,会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知晓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首都和上海市区所有公共车辆的路线。

  这个孩子尚在幼年已快要被父母训化成“幼儿百科辞典”。我们无法追踪,因而也无法确知这位当初的孩子现在发展成了何等状态。按照常规而论,一个孩子从幼儿起便被那么多的“目的”包围、熏染,有计划,有步骤,却恰恰被剥夺了最重要的儿童(幼儿)最需要的游戏与玩乐。游戏是儿童的生命,他们在玩乐中轻松自然地认识世界。游戏使他们快乐,只有快乐的人才有可能建材自己的价值目标,并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目标。也许,正是这些从小就被剥夺了儿童“自主意识”的孩子们,就是今天比例并不算低的患各种心理疾病青少年的影子。

  据80年代初对一个幼儿园大班情况的调查,有80%的家长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识字、计算、外语等教学,其中教识字的有88%,教算术的有33%,教外语的有20%。仅这一组调查统计,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家庭教育的紧迫状态。

  从磨难中走过来的上一代人,在无意识之中,使自己未及彻底治愈的“伤痕”在儿女们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并有可能为他们将来的心理发展埋下了隐患,设下了障碍。然而,即使在80年代初的“早慧早育”的风气中,却仍不乏有识之士对此现象提出批评。当时有人指出:不能片面追求识多少字或能计算多少题目,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更要重视智力开发。只有智力发展好的学生才能学习好。单纯追求记忆力或单方面技能,到了一定的时期他的成绩往往上不去,这与智力发展不好有密切关系。死记硬背者往往缺乏灵活性,读书升级,课程一多,灵活性题目增多,就显得无所适从。而智力健全的学生却始终能应付自如。

  另有人提出,早期教育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幼儿识得大量字以后,入学后对老师按部就班的教学程序不但失去了兴趣,还会妨碍他人学习,影响班级纪律。

  在当时的中国,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概念还未被人们接受,甚至很少论及。但是当时提出的“发展智力”之说、已明显包含了“心理发展”的意义。对于“早慧、早育”现象,80年代初的上海杂志上,有人引用丁肇中教授的话,到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都很用功。大学里考第一、二名的,大多数是中国学生。可是到研究院学习以后,有些中国学生记忆力强,但独立思考不够,因此成绩往往比不过别人。这反映了我们学习上的薄弱环节。

  尚在80年代初期,已经有人意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不久将要到来。有人撰稿指出: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第四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很多繁重的工作被它们代替了,因此,未来社会更要求人们集中智力进行发明创造。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老化过程不断加快。据国外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人一生积累的科技知识,学校中的学习占80%,20%则是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不断补充学得的。到了80年代初,这两个百分比正好对调。因此,只有智力发展好才能自主自立,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人口大国,在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有着历史巨变时期的特定痕迹。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与风俗习惯,常会导致“矫枉过正”的现象。一种思潮从新兴之初,到若干时以后,常常会改变初衷甚至面目全非,这就是所谓“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1.6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盛会。邓小平同志在3月18日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论断。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如果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拔乱反正,重新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为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则是从人格、精神、道德和价值上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推到了高峰。随着“陈景润”的名字响彻中华大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与“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连在一起,而是作为领导阶级中的一个部分,扬眉吐气,自由平等地投身到新时期的改革与建设中去。

  1978年5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职称恢复和提升问题的请求报告》,提出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规定前,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

  此文的批发,等于在中国大地吹响了冲锋号。职称恢复以后紧接着就是恢复高校招生。高等学校在冷落了12年之后,再度敞开大门,以分数为标准,公平地接纳着潮涌而来的青年。高校重新恢复招生,使全国青年在欢呼雀跃之际,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理想、前途的信心与热望。在那些温课迎考、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青年们夜以继日地拼搏,恨不得把十年中荒废的时间,朝朝夕夕地拣回来。

  人们一定会对当时的迎考热浪记忆犹新,一定也不会忘了重新坐在教室中手握试笔向命运挑战的瞬间。有一个女青年因心情过于激动,以致于面对着试卷,手指颤抖了30分钟却未能写出一个字来。

  揭榜之后,千军万马涌进了大学校园,1978年的中国高等学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至此,我国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指出,应该适时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就在全党上下得到了响应。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论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解放了思想,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20年前的政治文件,是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政治是全体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之一。我们具体地生活着的时空,其实时时刻刻在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人的心理状态,除却个性物质,都是和时代政治背景、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联的。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中常用的一句术语是“悦纳自我”,指的就是对既成状态的接受。在很多时候,个人的发展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定性”,才有了一宿命论”的存在。然宿命之说强调了听天由命,而“悦纳自我”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图谋发展。也许,在我们还未降生以前,还在母亲的子宫中,我们生命中的许多客观条件已经被制约规定:你有什么样的父母与家庭环境,决定了你幼儿时代的抚养状态与受教育情况。因此研究孩子的心态形成、心理路程,就常常需要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一代人开始探索。在后一代人的身上,常常有着上一辈人前尘往事的烙印。

  与我其他所有的著述所不同的是,其他的小册子基本上都是从求询者的立场出发,比较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到解决个人问题上去,即是“案例”式的写作法。虽然其中也涉及家庭环境、父母心态,却未能把个人的心理问题投放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寻找出它的负面因素,并分析它是如何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压力的。而此书却以个体成长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为人口,综合性地探索一个青年群体的心理特点。

  科学的春天与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使一部分人把当初被压抑的“宏愿”,转移成了迫切的“功利”心。也正是社会转型期的希望与危机,容易使人迷失自我的真实本性,落入心理误区之中。而父母的心理偏差最直接的唯一的承受者,就是他们的子女。

  1.7文凭心理

  在下海经商的巅峰时期,复旦大学国政系的一位女硕士曾经义无反顾地说:“任你天翻地覆,我就是信奉‘唯有读书高’广她这样以为,是以亲身经历作为根据的。她出生在江苏淮阴的小县城,与兄妹们经由十几载苦读,走向全国各大城市。妹妹考进清华,后分配在大报社。弟弟考进北大,现从事计算机研究。她自己在复旦硕士毕业后,去了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在一个学期得了五个第一。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崇尚文化之风古已有之。不仅只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做官传统,也因为中国历来是个礼仪之邦。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以后,人们感觉到了斯文扫地的悲哀,也认识到了摧残文化的野蛮。在迎接经济改革高潮到来之前,人们已经觉察到在未来科技与信息时代,个人技能是更稳妥的生存发展之道。而文凭则是最可靠的技能与专长的证明。

  年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与新三届人,忽如一夜春风来,从“堂·吉河德”式的古典英雄主义梦幻中苏醒,千树万树梨花开,竞相获取文凭这块敲门砖,去攀登发展与成功的高峰。这是人们内心的要求,也是时势使然。相比较舒适与安然,中国人更崇尚成功与光荣。

  然而,这种“千军万马战犹酣”的状况,使人们在失落之余,感到了深深的焦灼,而人格与人性,却在这种焦灼中变异。这种变异不仅影响了年轻父母们自己,并且波及到后代。难道我们还没有从现存的所谓“青少年问题”中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吗?

  人类的进步与文明该是建立在合理扬弃的基础上。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克服自己的弱点,冲破时代的局限,才能得以前进。然而,从今日青少年身上,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即青少年一代的人格特点与其父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强烈反差的形成,是因为孩子们在很多时候被父母作为弥补缺憾的对象在被其“克隆”,而这种补差型的教育动机则来自上辈人的心态失衡。补差教育的结果,则是由上一代人的人格偏差造成下一代人的人格倾斜。文革中的知青,擅长的是劳作,多余的是“激情”,缺的是知识。因此,他们对后代的要求便是拼命读书,给予的优惠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是,活生生的孩子不可能只是读书机器,他们必定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己。于是,产生了心理问题,也产生了代际冲突。

  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积劳成疾为文凭的故事。

  那天是华师大图书情报系84级夜大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考试。同学们提早半小时就到了文史楼梯形教室门口,心里面像揣了头小鹿乱撞乱颠。这样的紧张不无道理:整整读了三年六学期,成败在此一举。那大红烫金的文凭像翩然起舞的彩蝶仿佛已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纷飞,只待伸手捕捉。就为了如此令人陶醉的瞬间,在考前的几分钟里,他们捧着书本,紧张不安,口中念念有词,神情疲惫不堪……

  教室的门打开了,人们一窝蜂地进去了。花蕾朝外看了一眼,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张君在文史楼后面的空地上东张西望。她飞快地跑下楼,走到他面前时,他还没找到人口。望着他憔悴的脸,花蕾觉得自己对于考试的担忧早扔到了九霄云外。张君去年不幸生了鼻癌,整一个学期没来上课,没想他竟赶来考试。他是个70届的中学生,文革时代的中学生涯没能教会他26个英语字母,可图情系却特重英语,一上来就是大学英语。两年半的英语课上,他板书看不清,口语听不懂,不知流了多少急汗。为补笔记,也不知熬了多少夜晚,才终于过了60分大关。张君一定是那时积劳成疾,落下病根。

  听说他生癌症,同学们赶去看望。在医院里,他显得很乐观,并且高谈阔论:“我若能闯过这一关,再活几年有多好,孩子还太小。过不去该我死,也不遗憾,我对得起自己……插队回沪,上了大学,当了图书馆长,奋斗过了,我也累了,只是苦了妻女……”

  他说得很坦然,脸带微笑,同学们的眼中,却噙满了止不住的泪水。临别,他以行将作古之人的口吻说:“不必活得太认真,健康是最重要的,假如再轻松一些,恶疾是可以避免的,我已经太晚,只能奉劝你们……”

  一别半年,他竟虚弱至此。他走了三层楼梯不断地喘粗气,坐下后他从包里取出一只水壶,一只杯子,杯子里放着一片片削好的梨。考试开始了,一屋子考生,半屋子监考,气氛如临大敌。教室里静极了,静得像死一样。

  张偶尔伸出笔划几下,更多的时候在思考。花蕾瞥见了他卷子上的空白,乘监考转身时轻轻地告诉他考题的答案。张回过来一张条子:“化疗损害了视觉和听力,看不见卷子也听不清话。”他干脆在旁边写几个字,吃一片梨,喝几口水,还不住地咳嗽。然后拣能做的做了,便坐在那里不住地擦汗。花蕾集中思想做了大半的题,可还禁不住溜号走神,幻想着各种离奇的场面:一会儿是张躺在鲜花丛中,胸口放着烫金的大红文凭,他安祥地合著眼;一会儿他又伸着手,要什么东西似的,辗转痛苦,始终合不上眼。花蕾为自己的白日梦震惊,把卷子向他挪得更近了。这次他看清了,很快地抄写,忽然,花蕾的桌面上伸过来一只手,“笃笃”地敲着桌面,花蕾受到了第一次警告。

  情急中她记起“考试名言”:考试时不是监考管你而是你管他,他不动你也不动,他动你后动,这叫作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花蕾豁出去了,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情愿自己担惊受怕,也不愿拂逆垂危人夙愿。

  离考试结束大约还有十分钟,张君歪倒在桌子上,推推他,他不动,扶他起来,他闭着眼,嘴边全是白沫。花蕾吓坏了,大声地叫起来,一个监考老师去打电话,另外几个七手八脚地抬着张出去了。同学们一律停了笔,目送着张君离去。花蕾的眼泪则像决堤的水,哗哗地泻在考卷上。

  窗外的蝉拼命地叫,监考的老师沉着脸,同学们也都沉着脸。那一次考试,全班有半数不及格。

  1.8放弃产假的女工

  1975年,上海农垦系统作出规定:各农场连队主要负责干部与场部一般干部以上的人员均作为农场的“扎根对象”,而不再参与“上调”工矿的竞争。1976年以后,这项政策不再执行,大批的“扎根对象’战者以干部调动形式或者是“顶替”方式,陆陆续续地进入上海市区。

  历经八年艰苦之后,吴建梅作为一个普通的职工,而不再是农场的“扎根干部”,顶替回到了上海,并在父亲退休后的杂货店当营业员。在她30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当腹中孩子6个月时,她所在的杂货公司因扩大营业规模,需要培训一批财务人员,以成为新营业网点的管理人员。

  吴建梅不顾身怀六甲的不便,毅然参加了财务培训班的入学考试。在被录取以后,她又不辞辛劳,白天坚持做完该做的事情,晚上又拖着沉重的身躯走进教室学习财务知识。一直到了临分娩的前一天,她还摇摇摆摆,几乎是一步一挪地爬上六楼教室,听完了最后的一堂课。在产后的十几天内,她便开始温习同学们给她寄来的讲义,生怕拉下课程。当时妇女的产假是56天。然而吴女土仅在20天后,便又踏上了财会速成班之路。她太珍惜这样的机会了,在她看来,这样的机会几乎绝无仅有(她现在常说脚后跟痛,有人说这是因为在月子里走路之故)。经过她的努力,在学习班结束时,她的考试成绩比一般人高出许多。为嘉奖她的勤奋,公司领导决定优先录用她作为商店的会计。因为这新职业的来之不易,吴建梅在产后的30天左右,便匆匆忙忙地上班了。她上班路程较远,上班后便不能再继续为孩子哺乳,在对孩子的健康与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抉择时,吴建梅选择了自己的前途。虽然她个人的前途与孩子的“幸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对于出生后20多天就被母亲“抛弃”的婴儿——她的女儿来说,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因为上班以后便不可能哺乳,她给30天还不到的孩子断了奶。上班后在单位里,她的乳房因哺乳的突然中断而胀痛难忍,看着乳汁哗哗地涌出来浸透了几层衣衫,她的眼泪也成串地滴下来;因她能想象家中的婴儿在老母亲的怀中该是怎样地哭闹着找妈妈的乳头。

  晚上回到家中,她捧着她的婴儿,看着她张着小日闭着眼睛用小脑袋在自己怀中乱钻乱撞,却还得硬着心肠忍住不能喂她。因为断乳需要彻底,假如断断续续地“吊胃口”,对母女的身体都是不利的。而且,为了断得彻底,夜晚母女得分开睡,以免婴儿闻到了母亲特有的气味而更加躁动不安。夜深人静的时候,吴建梅听着隔壁房中的婴儿不停地啼哭,吵着要吃奶,她躲在被窝里不停地哭。但是她却忍住了不去把她抱回来。她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种使命威逼迫着,不由自主地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借舍了一切。这种*使命感”仿佛是积淀在她的血液中的,又仿佛是来自于一种不安全感。她希望自己和女儿将来能过得更好一些,因而她便以牺牲与放弃现在的平和与基本的安全为代价。

  然而,现代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婴儿期的护理,直接关系到其一生中的情感、认知与社会发展。

  母亲是婴儿的第一人际关系,婴儿出生后的最初的母子接触联系,是以后积极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是以后情感社会关系发展的必要的条件。

  吴建梅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放弃了对婴儿的照料,取代母爱的,是孩子的外婆。当孩子2个半月时,有一次外婆外出了,由吴女士自己亲自照料孩子,却不料亲生女儿在她的怀中一刻不停地啼哭了近2个小时。任由她想尽办法照料,她只是闭着眼睛不吃不喝不睡,只一个劲地叫喊。孩子已经适应了外婆的气息,她已疏远了自己的母亲。吴女士惊慌失措,又狼狈万分,却无可奈何。

  一位法国医生曾颇为感人地写道:

  “没有爱,产房里依然是完美无缺的——灯光照明适中,墙板有隔音装置,洗澡水温不高不低——但是婴儿依然在嚎哭……

  婴儿有那么一种奇异的能力,他理解我们。

  婴儿什么都感觉得到。

  婴儿能看透我们的心底,知道我们的思想色彩。

  这一切都不需要通过语言。

  新生婴儿是一面镜子,他反映的是我们的形象。

  1.9“我要妈妈”——找不到读夜校的母亲

  蕾是一个16岁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她的个性非常倔强、固执。在日常行为上也表现出偏执、极端。在常人眼里她是个很自立、很能干的女孩,在老师的眼中,她是一个很用功、很刻苦的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起,蕾已能自己外出买早点,自己扎小辫。做手工,学画画她都心灵手巧,常常得到优。复习功课从不要父母操心。父母没有为她请过一次家教,可蕾却能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考进了重点中学,又考进了中福会合唱团。蕾喜欢数学,她在学校的数学竞赛中力挫群雄得了二等奖,化学得了三等奖。奶奶、爷爷、爸爸、妈妈都为她骄傲。可是音却显得特别的平静,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生来就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她应该去追求更高、更远大的目标,仿佛她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才活着的。

  在行为规范与道德品质上,蕾都是无可挑剔的。她刻苦勤奋努力学习。她衣着朴素、勤俭节约。在同学们集体外出游玩的时候,她会用一只塑料瓶灌上一瓶冷开水,却节约了买饮料的钱。她认为服装店是专骗蠢女人钱的,而她却永远穿着她的校服。

  就是这么一个外表看来非常优秀的女孩,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心理缺陷;她在与人交往方面,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从小到大,她都没有一群关系融洽、会令人感觉轻松愉快的朋友群。偶有一位女友相交较密,却总是由女同学主动上门而她却总是呆在家中不想出去。

  她的母亲还注意到,从小学到初中,直至进了高中,女儿从未接到过一次男生的电话。似乎她是一个读书的机器。而最最令妈妈感到紧张不安的,是她对母亲的冷漠,甚至有些敌意的对抗态度。人们也许会如此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是产生逆反心理的非常时期。然而蕾的逆反态度却超出了常情的范围。女儿常把母亲只当成一个钱包,并且说,除了钱,你还有什么?一旦发生了冲突,女儿会冲到衣橱前,拉开橱门大吼着要把里面的衣服全卖光;她指责母亲是个浪费钱的蠢女人。她对母亲最无法容忍的,则是母亲虽然生了她,却没有负起教养与哺育她的责任。

  我曾经听过这位母亲对自己行为的反省: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落了女儿对我的那份爱呢?大约还是14年前,我在读夜校的时候,为了应付英语统考,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一个一个地死背单词。英语对我来说犹如天书,我的基础实在太差。但是假如不能通过统考一关,也就意味着前功尽弃;我将无法得到学士学位。于是我选择了拼搏,而几乎放弃了其他的一切。

  “冬夜真冷啊,我呵着手、跺着脚不敢有半点懈怠,躲在小房间里面背词。当我听到2岁多的女儿哭兮兮地吵着闹着要妈妈时,我的心碎了。想到她正满脸涕泪、蹒跚着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我,我却躲在门后不出声,真是太残酷了。我的眼泪流得也许并不比她少,但是我却不知自己中了什么邪魔,居然始终没有出来把她搂抱在怀中,拭去她的泪。……就这样子,她寻找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冷了心。我的外语终于顺利地过了关,得了76.5分,然而,我却失去了女儿的爱,并伤了她的心。此后,女儿就转移了这份感情,天天晚上在奶奶、爷爷、姑姑与爸爸那儿转,而渐渐地把妈妈淡忘。也许,只有忘了妈妈,只有漠视妈妈,她才能弥补自己的创伤……

  蕾像一个情感饥渴的“乞儿”。就像错过了时机被晚放出来的瓶中的魔鬼,她的心头只剩下对妈妈的“恨”。

  她不轻易地唤母亲为“妈妈”,而是直呼其名。她不与妈妈一起逛街,甚至不愿坐得更靠近一些,更不愿意同床共枕。蕾的母亲也似乎得了情感饥渴病:她甚至于羡慕别的女人怀抱娃娃的温馨。她已经失尽了对女儿温存的记忆,那是被“利欲熏心”的焦虑心态结逼迫的。

  曾经有人认为,在儿童成长的某个关健时刻,谁抚养了她,与她朝夕相处,谁就终身得到了她的情感。就像小动物,当它睁开眼睛寻求保护时,这个伴物无论是什么,都会被它当作母亲来依恋。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弥补心灵的创伤将是个异常艰苦的工程。

  然而这个故事里不仅诉说的是亲情的间疏远近,而是告诉了我们,像流行病一样在相当多的青少年中蔓延的“焦虑”之根,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婴儿虽然不会说,但是他们什么都知道”。由于我们的“急功近利”,死了也要往前倒,我们忽视了他们的情感与对他们的爱。我们的“焦虑”不仅时时地熏染着他们,并且,没有被母爱浸润过的童心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而产生焦虑心态。

  蕾是个好学生。但是她却是个具有“焦虑型”人格特点的人,也许轻微的“焦虑”在所难免,但一旦构成性格中的一部分,她的一生会因为焦虑而特别辛苦。

  难道我们生存的意义仅是为了“成功”,而不是快乐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生活得更轻松简单一些?在解除焦虑情绪的困扰时,也许,我们应先考虑一下生存的意义与相应的生活方式。

  1.1 0神童热

  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思想界、学术界解放思想,引进了比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富的现代国外人文思想研究成果,由此当时的青年人才认识了萨特、尼采、叔本华及其他哲学家、心理学家与文学家。与以前相比,这些西方文化大家不再仅蜷缩在专家们的书橱中,而是从图书馆走向校园,流入学生的宿舍,以至走向社会。

  在80年代初的有关杂志上,常见到这样的信息:据心理学家研究,3岁到14岁的孩子,是长身体的重要阶段、也是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一般说来,3岁时智力发展有一个高潮,7岁达到另一个高潮……

  心理学原理与任何理论一样,是名家之言,各有长短,但如一知半解地泊来,似懂非懂地运用,就完全有可能把它片面化而受其害。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与心理人格特点的构成是大有区别的。

  80年代初期的“人文思潮热”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对孩子越来越早的早期教育,而它的后果则是在中国大地上,忽然之间冒出了许许多多的“神童”。

  当时各地报刊不断有儿童早慧的报道,其中有的还被誉为“大器早成的神童”。神童热使望子成龙的家长群起而仿效,一些性急的家长拔苗助长,给孩子买了大堆参考书、习题集、金笔、电子计算器、巧克力……真是应有尽有,要啥买啥。甚至孩子吃饭时,妈妈在一旁侍候,吃一碗端一碗,孩子稍不如意就掀碗摔盆,发作一顿,做父母的都还去迁就他。更有甚者,直接对孩子说;为了让你学得好,大人就是不吃不喝,将来也要送你出国留学,当个科学家;不然,你就去卖大碗茶,扫大街去。当孩子稍不如自己意时,就责骂、训斥,甚至拳脚相加。

  在一些家长如此的精心培育下,孩子们两三岁时便被迫认字、计算、背唐诗、学英语。其实,这样的早期教育既不顺乎其性,也不合乎情理。不是为了孩子,而是折磨孩子。当时有一位中学校长就指出:幼儿园应该是教养结合,以养为主。孩子们的活动应该多安排在户外,在自然光照下,对身体有好处。通过游戏和各种活动,让孩子们认识他们所接触的事物,使知识在零碎的认识当中逐步系统化。这样才会有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又有利于其智力的发展。

  如此拔苗助长的心态,如此培养神童的意识的出现,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它既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一种“回光返照”现象,也是文革结束后至今人们一直想要加以革新的旧的教育与考试制度所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即是一篇文章定终身的科举制度,这也便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从熟读四书五经、背诵经典诗词开始的教育方法。我们所谓的当代神童,只不过是比同龄人多识了几筐字,能熟诵几首诗而已,却不是智能开发意义上的具备了创造性的能力。

  在我看来,逼迫着儿童过早地放弃了玩乐与游戏的时间,去“熟读唐诗三百首”,去识字、下棋、计数,这种心理与精神上的负荷,很类似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沿袭的女童“裹足”。裹足是为了便于男人玩赏女人的“婀娜多姿”,而这种观赏是建立在使他人致残的、病态的“残却美”的基础上的。剥夺了儿童的玩乐,过早地让他们扛起了为“成功”而努力的重担,也是一种扭曲心态的产物。这种扭曲,很可能会像女童的裹足产生的后果一样,在心理与生理上,在儿童今后的生活中留下终身难以消除的阴影。

  大作家张爱玲就是一个早慧的“神童”。她3岁时能背诵唐诗,站在一个晚清道者的藤椅前,摇摇摆摆地吟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直诵得那遗老泪珠滚下来。7岁时张爱玲就写了第一部关于家庭悲剧的小说,遇到复杂的字还常常去问厨子怎么写。8岁那年她尝试着写过一篇题名《快乐村》的小说,内容类似乌托邦。9岁便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终身事业。但是,张爱玲虽然是个天才作家,她却并不快乐。她在《天才梦》中说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研究我。”

  张爱玲是一个有着较明显的心理与人格弱点的人。这与她小时的生长环境中缺少足够的爱与关注有关。她的自我封闭的特点,在她谢世前几年发展得特别严重。其实,早在她年轻时已初露迹象。她说:“在没有人与人交往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张爱玲为自己的早慧早熟,其实也付出了代价:在一间房里住了2年,却不知道电针在哪儿,连着3个月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打针,却仍然不认识那条路。然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大作家。也许,早熟早慧能使人获得成功,可是,他却未必是快乐的。

  1.1 1潜移默化

  以上的两个近乎悲壮的父辈人追求“成就”的实例,未免使人耸然动容。有一部分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不必要或者是不值得的。但是也许有更多的人虽然自己难以做到,却对此种行为在心里是持赞赏态度的。因为人们对“成功”的无止境的期待,常使人忘了什么是适应的“度”。而健康与非健康的标准却常常体现在对一件事情看法与做法是否“适度”。

  在18年前的中国社会,中国青年有着如此急切的事业心与“成就感”是可以想象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因而也才有了如今为考第一名,常温习功课到深夜一二点钟的学生。先不评说这样的“刻苦学习”会有怎样的效果,单是这样的行为,就会受到家长或者老师的赞许。

  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母亲是一家报社的记者,父亲是外贸局的干部。母亲的“事业心”极强,常在星期天,趴在桌上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在用隔离板隔开的另一半房间内,5岁的女儿则用一堆纸与几枝笔,在她的小圆桌上不停地涂涂画画。她不时地伸出小脑袋去问一板之隔的母亲:“妈妈,你已经写了多少字了?”

  “3000字。”

  “妈妈,你一天最多能写多少字?”

  “6000字”。

  “噢,那么我一天要画八张画,超过你……”

  也许父母们会羡慕他们有着如此自觉懂事的孩子。也许同龄人会因此而觉得自己太不努力。有人也许会感慨:“正是应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说。”

  正是在父母如此的炫耀下,在他人的赞叹中,这个孩子就被推上了一条充满压力的人生道路。她戴的“好孩子”的帽子就再也无法摘下来,因为她周围人们的种种赞许都是一种无可逃脱、不能推卸的暗示,逼迫着她去争取做一个更优秀的孩子。这种感觉很像我们传统文化的习惯做法:给寡妇一块“贞节牌坊”,而她为了这牌坊的纯洁,只得洁身自好,杜绝“杂念”。

  那一位记者母亲在十年后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名记者。她的女儿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她学习努力,成绩优良,行为规范,文明有礼。可是,在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结束以后,她却百无聊赖地对母亲说:“考试结束了,我感到很没意思,幸亏下学期还有考试,要不,我会去死……”

  这就是心理异化。一个孩子在耳濡目染的成长过程中,习惯了紧张和拼搏,却无法适应松弛,这不是很可悲么。更可悲的也许是即使在那样的心态中,仍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现象,不但不加以阻止、调节、治疗,反而加以鼓励,认为再拼几年,考进名牌即可高枕无忧。

  有许多青少年问题的发生,是源于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父母的行为观念,又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虽然父母的行为观念也是来自对整个生存环境的压力,但是假如我们具备一些关于青少年成长的基本知识,是可以采取更合理的家教方式,使孩子更轻松一些的。

  圆圆是个有着圆圆脸的可爱的女孩。她学习成绩一般,却性情温和,心灵手巧。妈妈是个百货店的营业员,从不过分要求她“学业突出”,样样先进。暑假中她们母女俩会一起趴在凉席上,一边啃玉米棒,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电视。兴趣好起来时,妈妈会拿出以前农场时学会的绣花绝活教圆圆一些。当同学们一个个“考”得焦头烂额时,圆圆拿出绣在白手绢上的小花狗小黑猫,令同学们你抢我夺爱不释手。

  难道圆圆将来就与“成功”无缘吗?至少,她是快乐的。快乐与成功有关联,但是并不依赖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快乐是一种人生的成功。可是,我们却更多地看见世俗成功的花团锦簇,而忽略了人生快乐的意义。

  假如我们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也许会记得杰生和麦淇对于凯乐“跳级”这一件事的态度。假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为孩子的跳级而觉得体面、合算(可以早一年工作)、骄傲,并加以炫耀。但是凯乐的父母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跳级带给女儿的负面影响可能多于积极的地方,于是经过他们父母与子女讨论后的结果是决定放弃跳级,按部就班地升学。

  心理路程有其规律,在不该超越的时候超前了,它会给你惩罚。

  1.1 2童年的学艺生涯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童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也许会孤独:那是因为家中缺少了兄弟姐妹,或者是童年时代独特的感受无人可以诉说。但是他们却不会感到寂寞;他们是家中的“太阳”,是父母的中心而倍受关照,他们的童年生活常常被深谋远虑的父母安排得满满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因此显得太少。

  我们对在80年代初期孩子们的童年学艺热潮一定还记忆犹新。在当时的马路上、公园里、学校中与市区少年宫,到处是背着画夹、拎着提琴、挟着吉他或其他乐器的儿童,他们或是随着步履匆匆的父母,南来北往地赶路,去苦练技艺以“陶冶性情”,或是等候在学校或少年宫的走廊上,等候上一批学艺儿童散场,而后鱼贯而入。他们所学技艺涉及门类众多,有唱歌、舞蹈、画画、雕塑、民乐、西洋乐器等。在当时、少儿学艺蔚然成风,在城市儿童中覆盖面很广,相当多的家长心中也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子女未必就会成为大艺术家,但是在如此热火朝天的学艺潮中,家长们却是身不由己地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是参与了,心也就安了,不管效果如何,他们认为,只要为孩子创造了参与的机会,便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孩子了。

  这种“儿童学艺热”现象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是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外在原因趋使,也因为家长对唯一的孩子特别的关心所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醒来,面临着发展经济、更新观念的巨变,人们在反思往日“荒诞”的同时,便加倍珍惜学知识、学技能、学艺术的大好时机。父母们在感慨自己青春流逝的同时,便把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倍地给予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学艺热既是文化复兴时期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父母们在蹉跎岁月之后一种强烈的心理弥补的需要。

  在当时经济还不够发达,对科教兴国还未具有十分明确的意识的情况下,大部分家庭把文艺与美术才能作为培养孩子成才的目标,加之报刊上对儿童成才的渲染报道,更激发了人们对于学艺的热情与积极性。

  当时的刊物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某某孩子的作品得了国家或国际上的大奖;有一位儿童的绘画新作《回家的路上》被选人日内瓦举行的“电子时代的青年”摄影绘画展览。他5岁开始学画,由父亲执教,一年内掌握了绘画的透视规律。7岁时画的风筝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儿童画展……正是诸如此类的“成就”,诱惑着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物力去“投资”。然而,儿童的成才与否,实非人们寻常所说“有志者事竟成”,或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人的成功或是成才,是许多综合条件的合理合成,只有按照规律,因材施教,才有可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一位大学毕业生患了精神分裂症,令他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的,便是他童年的学艺生涯。他曾经这样地描述:“我梳着小分头,穿着背带裤,拎着小提琴,沐着阳光,拉着妈妈的手去少年宫学琴……童年的我像个大娃娃、老师们都喜欢把我抱起来,有时候还会给我一个快乐的吻……”

  学艺生活与精神疾病绝无必然联系,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其一是当时的学艺普及率之高,其二是童年学艺生活对于儿童以及未来发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确有人成为了艺术人才,至少是陶冶了性情,训练了能力,但也不乏有人因童年的学艺而倍受折磨,以至本末倒置,非但没能成才,而且产生了负面作用(另有章节讨论),带来心理创伤。

  艺术殿堂历来被视为高雅之地因而被人向往。但是当它被作为谋生之道时,经过苦练也许可以培养出一个“艺术匠”而非“艺术家”。然而,在文化复兴时期的人们,并不在乎他将会培养出“匠人”、“艺人”,或者“专家”、“学者”。比较起文革时期的“知识无用论”,这至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那个时期,我也没能摆脱这种潮流的影响。在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发现她喜欢用笔在纸上乱涂,便带她去少年宫报名学画画。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她不是一个擅长于画画的人选,她缺乏当画家必备的细腻的观察力与耐心。女儿是浮躁的,粗枝大叶的,马马虎虎的。老师刚挂出了一张范本画样让孩子临摹,一眨眼之间她已经完成。老师挂出了六张样画让他们在其中任选一张,没几分钟她已经把六张画全画好了。她出手之快无人能及,但却非常粗糙。我在旁边提醒她说她不够认真,她却把图画交给老师评论。老师点着头说:“不错,虽说是粗糙了一些,却很神。”她得意起来,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那棵树上的叶子,全是我故意闹着眼睛乱点上去的,你们看不出来吧!”

  回想起那段日子,常陪女儿随画画班的家长与孩子一起到公园里去写生,至少是非常有趣快乐之事。但是随着我工作频率的加快及女儿在学画方面的不可造就,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也是我在对孩子早期开发时做过的唯一的尝试。

  1.1 3 钢琴怨

  几天前,某家学生报刊的一个见习记者来我处采访关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倾向及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他是一个刚从生意场上退出来,欲到文化圈来感受生活的中年人。当我们论及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问题时,他说:“很惭愧,虽然我们都知道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轻松快乐的成长环境,但是我们却身不由己地跻身于逼迫孩子的行列,这是否也是一种焦虑心态的表现方法?”

  他的女儿今年(1998年)刚读小学一年级,可是她已经有了3年的学弹钢琴的历史。

  “你的女儿喜欢弹奏钢琴吗?”我问他。

  “我可以这样说,10个孩子有9个半是不喜欢的,钢琴实在太机械、单调、刻板,让年幼的孩子趴在钢琴上枯燥地重复这些对他们来说并无意义的动作,实在是太残忍了。”

  但是他却仍然不想让女儿放弃这种训练。因为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也意味着3年的辛苦和努力是极大的浪费。所以,他仍然坚持着让女儿继续练琴。

  看见女儿离开钢琴时如释重负的样子,他的心中也常怀着歉疚之感,但是,他说自己已别无选择,只能这样继续下去。虽然,作为一个“商人”,他自己却选择了从商场上激流勇退,换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与培养方面,他们是特别慎重的,甚至是“焦虑”的,对孩子过度的厚望使他们失去了自信,变得惴惴不安。

  在80年代初期的“学艺热”中,无数工薪阶层的父母是节衣缩食,不惜一切代价,才能够为儿女们买上一架钢琴。这种倾其所有的投资——经济的与精神、心理上的,使他们变得烦躁不安,恨不得立刻就有回报。他们把孩子扔在钢琴旁,逼着他们苦练本领,稍有疏忽,训斥责骂便扑面而来,甚至有的父母拳脚相加。在这种状态下,已不是孩子是否能成为钢琴艺术家的问题,而是孩子们的身心受到了摧残。有一位家长说,她的女儿得了“钢琴恐怖症”:只要把她放到钢琴前,她就咧开小嘴哇哇大哭,钢琴不但令她害怕,而且使她心烦意乱,讨厌之极,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有一对教师夫妇,为让女儿学钢琴而不惜负债购买了钢琴,放在仅有的一间小屋里,一刻不放松地监视着女儿让她练琴。休息天还要拖着女儿风里雨里赶东赶西去音乐老师家中受训。母亲为女儿制订了训练时刻表:晚饭后练到9时,早上5时开始。还未到入学年龄的幼女,从此开始了学琴的苦役。初始的琴声缺乏和谐优美之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个小女孩弹奏出来的琴声则是又干又涩,沉闷滞重,一个音符连着一个音符都是用手指重重的敲击出来,急促、生硬却没有半点的柔和优雅。

  街坊邻居都说这哪像是个美如天使的小女孩弹奏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钢琴怨”。间断的琴声中,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她压抑的哭声。母亲是个暴躁的妇女,看着稍有懈怠便抬起手刮她一个巴掌。她心疼花这些钱买回家的钢琴,却不心疼女儿如此年幼就被逼迫干着“苦役”。她像所有的对金钱怀着本末倒置观念的人们那样,不是让金钱为人们的生活快乐服务,而是做了钱财的奴隶:为了挣钱、省线、惜钱而使自己受苦。

  在母亲的逼迫下,小女孩渐渐地失去了她童年的快乐与天真。那一日她从幼儿园回家,站在邻家门口看隔壁阿婆在白色的塑料盆里给小花猫洗澡、梳理、吹风,她看得出了神,一动也不动。阿婆问她:“你想什么呢?”她回答:“做个小花猫多好,不要弹钢琴,还有人这么疼爱。”

  阿婆听了此话连声说作孽。她说如今的孩子太可怜,看着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可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精品动物,外表看着光鲜,心里却不得劲儿。他们的思想负担太重,小小人儿,弄得像个小老人儿。

  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有其独特的地方,心理咨询就是根据求询者的具体情况,分析他的具体问题。在对于人的问题上,一概而论的结论常常是站不住脚的。也许,在这样的压力下,一个有音乐才能的孩子可能脱颖而出成为音乐大家。也许,另一个儿童在这种逼迫下成为心理异常者,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大约是在1990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南京路上义务咨询。一对来自黑龙江省的夫妇很焦虑地上前咨询,说他们的小学三年级的儿子麻木愚钝,他只能很艰难地应付老师所教的课程,很缓慢地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勉强地通过60分的及格关。不是他不用功,也不是他不听话,而是他反应迟缓,应变性差。

  怎么办呢,他今后的人生路该怎样去走。家长因此焦虑不堪。

  我让他们仔细地想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重大事件。

  他们面面相觑,说:“没有哇,只是在他年幼时因他不用心弹琴狠揍了他几次,从此他就像傻了似的,不大爱搭理人……”

  这还不够吗!正是父母自己挫伤了儿子的情感,挫伤了孩子的自尊。他变得迟钝冷淡,是因为他用麻木作武器,反抗父母不合理的惩罚。

  1.1 4大学校园中的“人生启蒙”

  1984年我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夜大,其时女儿还是一个拖着鼻涕的黄毛丫头,刚进入幼儿园。我已是个人生过半的妇女,但有时总结一下,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很积极的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但细细地比较起来,区别在于从农场回沪以后的一段时日的“奋斗”像是被内心的焦虑感逼迫着的,处于“困兽犹斗”的心理状态,因为我明白我们没有退路,为了孩子和老人,我们必须“忍辱负重”去获得自己认为应该或者必须具备的东西:基本的学历,有一张办公桌,能够养家糊口,并能拥有自由思考的心理空间与时间。然而,在读夜大的几年间,我感觉自己几乎已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时间甚至是能力,我们像个被绳子抽得滴溜溜转的“陀螺”:在家庭、学校、单位一刻不停地转,转得甚至忘记了自己如此高速率地旋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像许多“枯木逢春”后的知青一样,我们沉浸在建设新生活的狂热快乐中,脸是菜色的,脚步是匆忙的,蓬头垢面,时时觉得时间不够用。看起来孩子似乎是我们心中的一面旗帜,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然而,孩子的具体培养与哺育却被我们忽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存留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只要我们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足够的钱,就能撑起他们头上的那片天,就能为他们今后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

  相比较那时纯朴的、传统的生活观念与价值观念,40已过的我已经有所不同。我现在仍然是忙忙碌碌的,却已不再焦虑,也不再把自己当成“孩子”的救世主,因而生活得更为安详。使我们感到焦虑的,无非是我们把太多的“责任”与“使命”拉到自己头上,而实际上,我们对自己能否很圆满地“履行职责”却并无把握,所以我们才会焦灼不安。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大约是1985年),校园里百花灿烂。徜徉在生机勃勃的丽娃河畔,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把女儿带到校园中,让她对大学有个感性认识。果然,偌大的华师大校园令女儿非常兴奋。看她欣喜地在花丛中扑蝶捕虫,在草地上翻滚摸爬,我告诉她:这是大学。她立刻就接口说道:“我将来也要上大学。”

  于是我就在那个春天,在华师大的丽娃河畔对女儿进行了一次关于学历的“启蒙”教育。

  我让她知道,在进大学以前,依次要完成小学、中学、高中的学历课程,并且是要通过相应的考试才能竞争进入。在进入大学、修完大学课程、获得毕业证书后,还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学历。

  女儿说:“我要读博士。”

  读博士是可以的,但眼前却须先读好幼儿园。现在读不好幼儿园的孩子,将来没法读大学。

  我又对女儿说:并非人人都必须去读大学,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读大学,读大学是要付出艰苦的代价的,首先必须努力学习。

  女儿眨巴眼睛,仿佛感到了委屈,她似乎不能想象假如她将来不能进大学去念书,那一切将会是怎样。所以,我还得告诉她:假如将来她无法念大学,或者她不想付出艰苦的代价,或者她对学习没有兴趣,那是属于她自己选择的范围,只不过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她要有勇气承受自己选择的后果——比如她不喜欢读书,同时就要承受不读书的后果,就应该愉快地去当营业员、服务员,或者从事其他一些也许是她并不喜欢的职业。

  我不知道女儿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但这却是我一贯奉行的原则:我并不很在意所谓世俗的成功——地位、名誉及很多的钱。我更追求人生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恬淡平和,快乐舒畅,积极努力。此种状态并非是由某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所推动所支撑所维系,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人类感受快乐、实现意志、发展潜能的生命本能的体现。

  有人适合当首相,有人热衷于做园丁,这都是根据个人的人格特质与兴趣爱好而定,从生命存在的形式意义上说,这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却只有合适与否、和谐与否之区别而已。

  人类的分工确有其精与粗、复杂与简单之分,因此在报酬上也有高低多少之别。多付出者多收益,反之亦然,这并不说明人的一档次”有高低。在生存的物质条件基本保障的情况下,人便也获得了感受快乐的基本能力。那些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心理优势而陷入烦恼与痛苦中的人,已经步入了心理误区:他们的行为就像舍本求末的愚者一样,不求快乐与智慧,却用虚荣心与贪婪心使之蒙尘。

  那一个春日,我拉着女儿的小手游历了校园之后,又把她带进了教室,让她坐在最后一排感受学生上课的气氛。然而我却是不应该那样做的,因为一个枕着娃娃头,有着一双机灵眼睛的小女孩,会干扰人们上课的情绪。本来就不是每堂课都引人入胜的,何况有了新鲜事。更没料到的是众人频频回首的关注,使小女异常的兴奋,她突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蹦蹦”地跳了两下,并发出“啊啊”的叫声,令陷入春困的人们顿时清醒并开怀大笑,我好尴尬呀,却也忍俊不禁。一个班级百来号人,就此“疯狂”了一番,今老师啼笑皆非。

  1.1 5皮亚杰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幼儿期(儿童早期)时,他们的父母在为自己的前途与事业紧张拼搏之余,仍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无论当时中国的父母怀着怎样的动机,采用怎样的方式,取得了如何的效果,然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几乎是呕心沥血的。

  文革结束后的年轻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目的上,显示了与所有传统父母的家教绝然不同的趋向:他们更追求对孩子才能的培养。

  在这种社会风气中,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也随着80年代西方各国人文科学的诸种理论叩开了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大门。

  无论是反观十多年前儿童教育的需要,还是对于今日家有幼儿的家庭,知道一些皮亚杰的儿童心理理论总是有好处的。而皮亚杰理论的引进,则说明了中国社会对于儿童教育与心理科学的重视。

  皮亚杰(1896—1980)的认知发展论要义如下:

  皮亚杰采用面对面的观察法,以个别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从知觉、动作、思考、解决问题等活动中,了解从婴儿期到儿童后期大约12年之间个体认知发展的历程。

  经过多年观察研究,皮亚杰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解释。他认为智能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失衡”,因失衡而要求恢复再平衡的心态,因而产生了“适应”;适应时需要发挥个体的适应能力,因而促动其智能继续发展。当个体面临刺激情景与问题情境时,他的第一步适应方式,即以其原来的认知结构与之核对,并产生认知作用,此种历程也称为“同化”。如果原有的知识不能对新事物产生认知作用,就形成了心理上的失衡状态。为免除失衡,必须改变或扩大原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境。此种历程被称为“调适”。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概括起来有这样一些概念:失衡、适应、认知结构、基模、同化、调适等。

  在发展研究取向上,皮亚杰将个体认知发展分为彼此特征不同的四个时期:

  1.感觉运动期(0—2岁)。婴儿靠感觉与动作认识周围世界,在6个月以前,对物体的认知是“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2.前运思期(2—7岁)。也称“自我中心主义”。如儿童面对墙壁时可能会说:“墙在我面前。”

  3.具体运思期(7—11岁)。个体能按具体事例从事推理思考。

  4.形式运思期(11岁以上)。个体能运用抽象的、合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去思考解决问题。

  作为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认知发展上的研究有三大贡献:(1)创用了新方法,以儿童为主,从儿童生活活动中去观察儿童,了解儿童。(2)建立了系统理论,用四大时期中儿童的思考活动特征,以说明其认知发展的历程。在此认知发展历程中,儿童的认知能力,是质与量两方面的改变,而影响其改变的因素中,主要是环境与成熟二者的交互作用。(3)个体的认知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他适应环境的知识增加。因此,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也被称为发生知识论。

  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在心理上迎合了当时中国年轻父母的需要,他们因此而把它作为培养唯一的孩子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常载有关于儿童心理、生理的研究成果知识,并据此引导对儿童早期智力的开发。如,在儿童认知的发展过程中,3一7岁是一生中词汇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与3岁儿童相比,7岁儿童的词汇量增长3—4倍,6岁时词汇量可达3000—4000个。

  在行为方面,3岁折纸;6岁可结绳,并且会画方形、人形;4岁以后独立行走轻稳,可以一只脚站立;5岁可以一只脚跳。

  又如,因为脑的发展是心理发展的生理基础,而儿童期的脑发展最快,这就为儿童智力发展提供了条件。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根据对近千名幼儿一直跟踪到少年期的研究提出:如果把17岁达到的智力水平作为100%,那么从0—4岁就获得了50%,4—8岁又获得了30%,8—17岁只获得20%,换言之,人生最初4年中智力的发展等于随后13年中的发展。所以说1——4岁是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

  我们且先不论这样的研究出处何在,是否可信,不论他的个人实证研究具有多少代表性,也不论国外的研究结果是否完全适应我国儿童。我们假设这些可疑之处彻底不存在,承认儿童期是最佳智力发展时期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如何对儿童进行早期智力开发,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式方法问题。然而,却有一些具有焦虑型人格特点的家长,拿着鸡毛当令箭,不问具体情况,不分国界地区,把孩子当成了“试验田”,进行早期教育的“耕作”。虽然其中不乏有人因早育而早慧、因早慧而早发,却也有不少儿童在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冲击下,因不堪重负而发展失利,反而陷入了尴尬境地,甚至为整个人生的正常发展设下了障碍。

  1.1 6鲍伦德与家庭管教方式新理论

  台湾学者张春兴认为,不分中外,在传统上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一向从严。本世纪20年代,因受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所倡导的儿童本位教育理论的影响,儿童教育从成人规范取向,转而重视儿童本身兴趣与个性的发展。于是在家庭教育上一度趋于采用民主与宽容的管教方式。近20年来,青少年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普遍认为与其父母管教方式有密切关系;在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中,父母未能以适度的方式管教子女,致使其长大后无法适应社会潮流的冲击。因此,现在父母管教孩子的观念又改变了,改变的方式可用八个字来表示:管束、冀望、教导、关爱。

  这“八字诀”不只是代表现今父母管教子女的新理念,而且是经由心理学家研究证实,凡是遵循八字诀管教子女者,孩子在生活与学习适应上,皆表现出优于一般儿童的能力。此“八字诀”是美国心理学家鲍伦德经过多次实践研究而分析发现的。鲍伦德的研究以学前儿童及其父母为对象,具体到家庭访视并观察记录在饭桌上、睡眠前、支配工作、收拾玩具、讨论问题等不同情形下的亲子互动情况,借以了解父母们如何在言行上管教子女。经过资料的整理归纳之后,鲍伦德发现,所有父母对子女管教时,其言行之特征,或多或少都离不开四个方面,只是在各个方面的程度上,有高低轻重的差别,故而每一方面又有高中低之分。四个方面是:

  1.管束。指父母为孩子立下的规矩,要求孩子遵守规矩,以及孩子违反规矩时的处理方式。有的父母管教有明确规矩,而且要求孩子遵守规矩;有的父母只订规矩,但并不在乎孩子是否遵守;也有的父母二者全无。

  2.成熟要求。亦即前文所说的冀望;因为,父母对孩子正确行为之冀望,是以孩子的年龄为参照架构的,故而称为成熟要求。惟父母对孩子行为所表达的冀望,有的高于孩子的年龄(提早赋予孩子责任),有的低于孩子年龄(过分保护孩子),也有的正适合于孩子年龄。

  3.亲子沟通。亦即前文所说的教导;因为父母管教孩子时,如何说明行为规范之意义,如何纠正孩子的过失,如何解释是非善恶的道理,如何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意义,必须经由教与导的沟通方式。而且,在此一方面,经亲子间双向沟通而又充分澄清观念者,是此一方面的最高境界。

  4.养育。也是前文所说的关爱;在养育的过程中,无论是饮食起居,或是娱乐活动,在亲子交感互动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借之传达了关爱子女的亲情。在家人团聚时,与孩子共享欢乐;家中有困难时让孩子知道关心;孩子成功时给予奖励;孩子失败时给予安慰。父母能做到这些,就是此一方面的最高层次。

  按照父母实际管教子女时在上列四个方面所表现的高低程度为标准,鲍伦德将大多数父母区分为三大类型:

  1.专制型父母。专制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征是,子女在家庭中的一切活动,悉由父母安排决定,子女只能无条件的服从。有关行为标准的是非对错,也全由父母独裁判决,子女只能无条件遵守。子女行为如有偏差,父母给予惩罚,不必向子女解释理由。与前述四个方面比较时,专制型父母在管柬与冀望两个方面,居于高层,而在教导与关爱两个方面,则居低层,换言之,管而不教,严而苛刻,是专制型父母管教方式的主要特征。

  2.威信型父母(authoritative parent)。威信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征是,父母为子女所订规矩,非但合情合理,而且以身作则,能够说到做到。对行为规范之要求,对价值标准之解释,前后一致,能使子女易知易行。亲子间遇有争执,父母不以独裁专断方式处理,而以说理方式,让子女表达意见,最后的决定让子女心悦诚服。与前述四个方面比较时,威信型父母在管束、冀望、教导、关爱四个方面,均居高层。换言之,管之、望之、教之、爱之四者兼具,是威信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征。

  3.宽容型父母(permissive parent)。宽容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征是,对孩子行为表现,父母不刻意订立规范,对孩子们的欲望与要求,父母也不刻意予以限制,在孩子们的能力培养上,父母也不刻意要求,而改以接纳的态度,让孩子随其兴趣与个性自由发展。此种管教方式,在三十年前为一般心理学家所称许,也是一般开明的家长们乐于接受的。然而,对生长在既需要知识又需要能力的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此种只顾眼前而不考虑未来的管教方式,已不合时宜。与前述四个方向比较时,宽容型父母的特征是,关爱有余,教导宽松,而管束与冀望则显然不足。

  根据鲍伦德的研究与建议,在现今的社会里,威信型父母的管教方式,是最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原因是,像园丁栽培花木一样,除了除虫、去草、灌溉、施肥之外,要想花木茁壮茂盛,适时适度的修剪,也是有必要的。鲍伦德的建议,不只是理论,而是在实际调查研究上,已证实了由威信型父母管教出来的孩子,是同年龄儿童中最优秀的一群。按鲍伦德的解释,只有威信型父母,才能够教养出具有工具性能力(instrumental competence)的儿童。所谓工具性能力,是指儿童在对人对事的行为上,较多表现肯独立、负责任、尚勤奋、重成就等性格特征。鲍伦德调查研究发现,小学低中年级儿童中,凡是具有工具性能力的学童,分析其家庭背景,几乎全是在威信型父母管教下成长的。除工具性能力之外,威信型父母教养出来的学童,另外也较多表现出友善、助人、合群、自信等特征。以前,心理学家们曾担心过,父母严格管束孩子行为,将不利于儿童自信心与独立性格的发展。鲍伦德的研究,澄清了此一疑虑;成长中的儿童,在行为上是需要管束的。惟管束之外,必须配合其他条件;威信型父母管束孩子有正面效果;专制型父母则因管束而阻碍了儿童的发展;宽容型父母却因较少管束,而不能培养儿童适应社会的能力。

  1.1 7 早期智力开发

  1984年,我在华师大成人学校读夜大时,在楼梯的上下转道上看见一些拖着鼻涕的娃娃们在“欢乐蹦蹦跳”。离他们不远处的父母们,则交叉着双臂,或者在看壁板,或者在三三两两的交谈。我觉得非常奇怪,大学校园里怎么会有娃娃们的聚会?经过“调查”我才弄清楚:这里开设了幼儿英语课。从此,我便经常看见了那些疲惫不堪的母亲,拖着甚至连走路也踉踉跄跄的幼儿,在我们下课之后,走进教室,伊伊呀呀地念诵“ABC”。

  在幼儿们甚至连母语也说不囫囵的年龄,让他们机械地背诵ABC,并且是以放弃父母与孩子正当的休息与玩乐为代价,这是否近于荒诞!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的母亲,她在中学里曾是红卫兵的团长,毕业后分配在服务公司打杂。她是一个心高志远的女子,可又无法改变自己的职业状况。于是她便把自己所有的“雄心壮志”转变成对孩子的残酷的训练,以让幼女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超人”。

  在她的“残酷”训练下,漂亮的小女孩见了妈妈噤若寒蝉。看着自己手背上斑斑点点的针眼,再困再累,她也不敢有半点懈怠。当她在规定的时间做着规定的习题与练字作业时,妈妈虽然在做家务,但是她的背后似乎生有眼睛,只要她稍有分神,缝衣针便向她手上、甚至脸上刺来。

  当母亲被问及如此苛待女儿,自己的心境如何时,这位女子也是泪珠滚滚的,她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她又怎会不心疼。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她却不得不这样。当时,她的孩子还只是一个4岁的儿童,可是她却已与快乐无缘,成了一个受尽折磨的一小囚犯”。

  为了不失时机地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父母们是不惜血本的,可是结果却未必能如人心愿。这是因为智力开发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地系统开发,综合提高,而非只是提早会说话、多背几首诗或者多识几个字。这些记忆功能虽也是智力结构中的一部分,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故常常是“得之东隅,失之西隅”,是以破坏了其他正常能力为代价的,因此收效甚微。有时还可能产生相反的后果,破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厌学”心理。

  有一对夫妇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独生女儿颖颖自小活泼可爱,两三岁时不仅动作灵活,遇事反应快,而且记忆力好,儿歌一学就会,语言表达力很强。颖颖5岁时,父母便开始“启蒙”。算术由父母自己教、英语请家教。此时幼儿园里也开始教汉语拼音,父母每晚都要女儿读、写、算。开始时,颖颖尚能达到父母的要求,不久他们就发现女儿经常把拼音字母和英文字母混淆。父亲没有及时修正教育内容和方法,却只是一个劲地训斥孩子不专心,埋怨她不努力。一个学期过去了,颖颖变得害怕学习,不愿学习,反应也迟钝了。

  颖颖的事例说明了她的父母缺乏儿童心理学知识,没有接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做事,对孩子的要求超出了5岁儿童心理特点的范围,才导致了他们对女儿早期教育的失败。

  古人曾说:“知子莫若父。”因此有些父母不会同意自己不了解孩子的观点。但是他们却不知,他们更多的是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兴趣、行为习惯及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而不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儿童心理发展规律是心理学家从许多个别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儿童的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情感、意志、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等心理现象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心理活动的特点也发生变化。只有按照科学的规律因势利导,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的家长的早期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健康聪明的人才。然而也不乏一些怀着焦虑情绪,操之过急的家长,不但没有收获,相反还自食苦果。当然,深受其害的,还是孩子本身。

  有一对中年夫妇押着他们衣冠楚楚的儿子前来咨询。父亲是外贸局的干部,母亲是先进工作者、劳模。与父母焦虑不安、疲惫不堪的神情决然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的“超然”神情:他一身黑色西眼,内着条子衬衫,洋洋洒洒,若无其事。

  他只是一个读初三的中学生,但是却面临着无法毕业的危机,因他上课无心听课,却不停地与周围的同学说闲话。老师曾多次调动他的坐位,然而把他调东调西,可他说废话的习惯一如往常。由此他得了个绰号:“废话”。老师对他不再抱有希望,家长干着急,爱莫能助。

  父亲说:“为什么我会生出这样的儿子?”

  母亲说:“这样的儿子将来怎么生活?”

  儿子说:“我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将来去当鱼贩!”

  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厌学者。说废话只不过是为转移父母老师对他的高期望而已。他要去当个卖鱼人,既是他对父母从小的“高压政策”的逆反,也是他对自己“厌学”心态的解脱。因为他已是一个从3岁开始即被父母“智力投资”的对象。他的厌学心理早在10年前已经形成。早期教育与心理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有着一定的牵连。

  1.1 8中外家教良方

  在我们传统古朴的家教中,也不乏有远见卓识的父母,用智慧与爱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为自己的儿女谋了好前程。

  那一年,歌剧《灰姑娘》的主角正在演唱,台下一位不满5岁的小女孩明眸闪闪,晶莹的泪珠随着歌剧的表演潸然而下。

  她就是现在蜚声世界乐坛的胡晓平。

  晓平的母亲是位中学语文教师,很懂得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良好的早期教育。“从小培养他们自觉”是她的准则。孩子们有了过失,她从不打骂,最严厉的责罚就是让孩子一个人站在小房间里去想。

  多少个夜晚,孩子们围坐在灯光下,静听母亲讲列宁小时候打碎花瓶勇于承认的佳话,雷锋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及孔融让梨等故事。每年元旦刚过,寒假开始的时候,妈妈便取出一年来孩子们做好事的评比记录,给五角星最多的孩子发奖品——蜡笔、练习簿等,以鼓励孩子们争做好事,养成要求上进的好胜心。

  晓平家中平时有人料理家务,但是妈妈还是规定要孩子扫地、擦桌,并轮流洗碗。每周一人包干两天。所以,当她从布达佩斯载誉归来,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卷起袖子下厨房——烧菜、洗碗。

  晓平的母亲不但注意孩子们的品质教育,还善于发掘孩子身上潜在的才能。女儿一岁半时,有一天躺在床上挥动小手哼起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曲调。在家玩耍时,她一会儿装哭,一会儿仿笑,表情十分丰富。看着这一切,妈妈欣喜地感觉到,女儿有着特殊的表演才能。于是母亲经常抽空带女儿看歌剧,有意识地培养她对音乐戏剧的兴趣。周末假日,一家人欢聚,妈妈总是让晓平担任家庭音乐会的“女主角”,亲戚朋友来访,也常为女儿提供当众表演的机会,让她可以练习表演能力。在妈妈的培养与呵护下,晓平3岁进托儿所时,已能歌善舞,并能绘声绘色地给全班小朋友讲故事。

  晓平爸爸是中国口琴协会会员,虽然平时工作很忙,却不忘抽空教女儿吹口琴,在晓平七八岁时,已能吹复调,是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口琴队的队员。初中时,晓平已常在学校广播里独唱、领唱、教唱,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胡晓平的成功,并非仅是从她能获得国际大奖的方面而言,当然这也是一种成功。更大的成功,却在于她找到了合适于自己,并为其所热爱的职业。俗话说“扬人所长都是才”,在可能的前提下,个人兴趣、特质、性格与职业的吻合,既是令人愉快的,又是容易出成果的。“胜任愉快,水到渠成”便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积累。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对于大部分人是很生疏的一个概念,但是胡晓平的母亲却已在实践“行为训练”的家教方法(奖励制度),并且能够自如地运用孔学中“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出了一个音乐人才与歌唱家。这说明了,心理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对于实践经验的正确提炼和概括,因而具有可信度与可操作性。

  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经验财富,但也不乏陈旧观念。同样在其民族文化中也有精华有糟粕。所以东西方的交流,整个世界的科学研究与人文理论的资源共享,对于人类的发展进步就显得非常之重要。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居里夫人用自己的母爱之光,点燃了孩子的智慧火花。自从女儿出生后,居里夫人在艰苦卓绝的科研间隙,抽空写着孩子的成长日记。从日常细心的观察中,她发现了女儿显露出来的性格和天赋:大女儿绮瑞娜在数学上的成功和小女儿艾芙在音乐上的早熟。居里夫人根据两个女儿性格志趣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条件和教育,使她们开阔了视野,各扬所长,并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绮瑞娜继承了母亲的事业也研究镭。居里夫人便把自己的实验室作了她的课堂,而餐桌却成为了绮瑞娜科学答辩的场所。在母亲辛勤培育下,绮瑞娜终于成为又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女学者。

  居里夫人对小女儿艾芙施行的是另一种教育方式。她原来希望艾芙能成为一个医生,研究镭在医疗上的应用。但她发现了艾芙爱好音乐,便放弃了希望她当医生的意愿,眷她买了一架钢琴,鼓励艾芙发奋于自己热爱的事业。艾芙在音乐方面后来确实是有所发展,有所贡献的。

  居里夫人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举世闻名的,作为《孩子成长日记》的忠实记录者,一个辛勤培育女儿的母亲,她同样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她的两个女儿在事业方面都取得良好的发展不是偶然的,这既归功于居里夫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她辛勤付出的收获。居里夫人不仅是一个有着伟大创举的科学家,更是一位负责任的好心情的母亲。相比较之下,我们的许多家长在育儿方面观念就比较偏狭;他们要么顾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放弃了对孩子的培养;要么自己一事无成,把全部希望押在孩子身上。处于这样两种状态中的孩子,往往很容易出现问题,要么因压力过重无法承受而放弃努力,要么因被“放逐”,而顽劣不堪,或者自我封闭,成了一个“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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