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一对夫妇生育孩子的个数)很低，按照一位人口学者的话来说，低到我们根本都不敢相信，因为直接统计数字仅仅是1.22，即使按照最大漏报来计算，也没有到1.8。

　　日本是1.4，新加坡是1.6，澳大利亚是1.8，如果中国没有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的话，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可是中国每年出生的孩子仍然近两千万，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规模。

　　如果保持着不同的总和生育率，100年后的中国，也将有着不同的面貌。

　　李小平：人口越少日子越好

　　不要把一孩化和人口减少“妖魔化”

　　“有些人把很多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危机或问题归罪于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真正实现了从此绝大多数夫妇都只生一个孩子，无疑是中国的大幸。”李小平提出：“中国应力争用100年将人口至少降到8亿-10亿，再用100年降到至少3亿-5亿。”

　　加速老龄化是中国社会的福音

　　“加速老龄化将会更有利于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因为放弃养育二胎所节约的社会资金可以用在老年人的消费上。”李小平认为，主张放宽生育限制的人口学者有必要证明：1.用放宽或者全面实行二胎来缓解人口老化的结果比继续推行一孩政策更能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2.老年人的消费属于无偿占有子女的劳动成果；3.一胎化会在一百年之内使得中国劳动力出现短缺。他认为中外人口学者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论证这三点的成立。

　　一胎化不会使中国出现劳动力短缺

　　“中国100年后达到美国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届时最多不过需要美国目前2.8亿的人口而已。那么，有什么必要担心劳动力短缺呢？”

　　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如果今天按随机原则有10亿中国人口飞向月球去了，第二天又飞回来1亿人，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时候的老龄比例大概是34%，这个比例就是严格执行一胎政策下100年后中国大概的状况，那么，在34%老龄化程度的3.8亿人口和15%老龄化程度的15亿人口之间，哪个更有利于民生以及老年人的保障呢？”

　　让老年人开着带空调的拖拉机养活自己

　　“党和国家领导人中65岁以上的不少，教授、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商业服务员等职业，有多少是65岁就不能胜任的呢？中国农村很多地方60-70岁的老人大多从事劳动，有些甚至成为家庭农业经营的主力。”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3.7亿人口，34%老龄化程度的那天，让有能力的老人们在肥沃的平原上开着带空调的拖拉机或者运输车辆，或者坐在椅子上看着粮食烘干机的仪表，他们完全可以支撑中国农产品需求的半壁江山。”

　　“现在为了给年轻人就业机会，很多人50岁甚至40多岁就被迫开始退休领取养老金的生活。守着几亩甚至几分地的年轻劳动力连自己都过不好，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养老的重任呢！”

　　城市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让农民进城去

　　个别学者以上海等少数城市进入人口自然负增长或人口老化加剧为由，提出可以率先放宽二胎政策的主张，李小平表示坚决的反对。

　　“在人满为患且继续以每年近千万数量增长的局面下，在举国上下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在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扶贫问题、‘三农’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众多难题深深困扰着政府和百姓的困境中，提出这样主张的学者简直是对人口学者之智慧或良知的一种自我嘲弄。”他说。

　　“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城市是中国人民的城市，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如果从今日起100年内有一半的城市家庭不要孩子，那无疑是农民的福音，也是中国的福音：农村的孩子得以到城里读书，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更大规模地定居城镇，补充劳动力的短缺，而许多穷山恶水可以退耕还林，留在农村的家庭就经营机械化大农场。如果熊猫和老虎出没地区的农民优先迁出来，则熊猫老虎等珍稀动物的稀缺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变了。”

　　生育率完全可能进一步降低

　　“对独女家庭实行现金奖励、养老保障、税费减免、医疗保险、教育优惠等综合措施，完全能够让更多的农村家庭放弃生二孩的计划。”李小平设计了一套包括七项措施的方案，并在湖南浏阳和河南信阳的两个农村做过一女孩户的调研，结果显示，“两个村被调查家庭中分别有83.7%和56.3%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措施，那就绝对会放弃计划内二胎。”

　　“我始终坚持这一点，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要尽一切可能力争使绝大多数城乡家庭都只生一个孩子。人口减少之后，做什么都主动得多。”

　　(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李建新：不能单纯追求减少人口数量

　　只追求减少人口数量就是人口数量决定论

　　“人口数量究竟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自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以来就一直充满争议。现在的人口数量的确让我们有着巨大的压力，可是，不是人口在合适的数量上人就可以安居乐业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有8亿人口，这是一些学者100年后的目标，可是社会经济发展都处在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现在中国有13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实现了基本小康。人口的多少不能决定经济发展。其实，与其说是人口数量，不如说是人口结构(如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人口素质(如教育)更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关。”

　　别总是想甩包袱

　　“中国的人口生育水平在20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已经降低到了更替水平之下了。现在这个阶段是人口低速惯性增长阶段，不应该再只追求减少数量了，否则带来的是人口结构问题，人口快速减少的负效应会更严重。”

　　“人口数量也是一种资源，对中国人口的最大挑战不是怎么甩掉这个包袱，而是怎么把现有的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

　　100年后，中国的人还是很多，也老化了

　　“以1990年普查数据为基数，如果严格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到209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约7.2亿，但65岁以上的老人占40.3%。”李建新指出这个数字和美国、澳大利亚比还是很庞大的，人口数量的压力依旧存在。“坚持人口减少的学者认为可以靠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可是一个人口不断减少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动态过程，并不能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

　　人口老龄化怎么能提高国民收入？

　　对于有的学者提出：加速老龄化有利于国民收入提高这个命题，李建新表示反对。他举出了欧洲的例子：现今欧盟15国人口为3.75亿，其中13国的65岁以上人口超过15%，虽然人均GDP2万欧元，但普遍感到了老龄化的挑战即劳动力短缺经济恶化。中国人口按照现有速度发展下去，在2030年的时候人口密度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欧盟相当，但人均GDP即使按照增长8%计算到那时也才是8000多美元，不如欧盟富裕却要面临同样的老龄化问题。欧盟一直都在采取办法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而中国的老龄化却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减少人口数量风险太大

　　“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膨胀使得西方世界有一种深刻的恐惧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表现了这样的信息。他对西方人口的相对缩减表示深深的忧虑。”因为，亨氏认为，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是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兴衰的重要变量。

　　“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发达国家也在努力延缓老龄化，在各个国家还仍然把自己国家的人口当作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国防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却想以迅速削减人口来提高生活水平，这只能是一个幼稚而风险巨大的选择。”

　　解决人口问题的三种途径

　　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200多年以来，人类一直在探讨人口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西方学者把各种方法归结为三种：马尔萨斯主义：减少刀叉派，主张控制人口(在中国就是减少人口数量减少碗筷了)。

　　新古典经济学派：增大馅饼派，主张靠发展经济把馅饼做大来解决人口问题。

　　制度改进派：强调分配公平，消除贫困，通过社会结构制度的改进(如通过对增大馅饼的公平分配)来解决人口问题。

　　李建新给中国未来设计的一个方案是三派合一。特别是发展经济和改进制度，在新世纪中显得尤其重要，单纯靠减少数量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具体到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调控人口数量与结构，即在二孩政策上把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人口素质，这才是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他国

　　背景：新加坡人的生育率，从1990年代起像小孩溜滑梯般，快速地往下滑。

　　我们的担忧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2000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摘录)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新加坡人，任何协助新加坡在新经济时代保持竞争力的措施都是白费的。

　　我无权下令你结婚，也无权决定你生育几个孩子。

　　然而，身为国家的总理，我必须关注低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生育率保持在1.48，同时如果我们没有引进外来移民，新加坡的居民人口在50年后，将从现在的320万人下降到270万人。我们的劳动力人口也将减少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持经济的增长吗？我们如何能够扶养年老的新加坡人？我们有可能捍卫疆土吗？

　　华族生育率的隐忧

　　2001年9月1日《联合早报》社论为了国家的长远幸福，新加坡人须要加紧生儿育女！

　　是的，新加坡已经进入一个讲求优质生活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生儿育女未尝不是个“难题”。不过我们要在这里指出，总理的这项号召还是值得大家三思。面对难题，新加坡人应该下更大的决心，建立起坚定的意愿。数代的努力让新加坡今天国富民安，迈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但为了美好的远景，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持续下一代的繁衍，使得瓜瓞绵绵。

　　新加坡将朝着新经济的时代发展，生活素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人们思想也更自由开放，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我们是否可以想想，传统是不一定要完全抛弃的？除了物质与生活条件上的鼓励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过去一些优良的观念，提倡养儿为乐，并使社区、学校、公司都能营造“大家庭”的气氛，以强化我们的理想？